孫繩武簡介

孫繩武：文學跟隨政治流動

口述：孫繩武

採寫：《新京報》記者　劉晉鋒

從學生時代開始就嚮往蘇聯和社會主義的孫繩武表示，

他們這一代人就是強調組織與政治性。《新京報》記者　李飛 攝

從學生時代開始就嚮往蘇聯和社會主義的孫繩武表示，他們這一代人就是強調組織與政治性。本報記者李飛攝

新式教科書，開首“人、手、足、刀、尺”

我六七歲的時候，家裏被搶過一次。記得是母親帶着我和弟弟坐在前院玩，突然她抱着剛剛吃過奶的弟弟，拉起我就往後院跑，經過堂屋時，聽見我爺爺在大聲嚷嚷，後來才知道是家裏被搶了，家裏的現金，祖上傳下來的10多塊懷錶都被拿走了，爺爺好像還捱了打。

那時候軍閥混戰，一些雜牌軍脱了軍裝，拿了槍到有錢人家搶劫是常有的事情。我家在本縣算是比較大的地主，爺爺是一生不事生產，父親有過一段少爺生活，北伐時期參加過國民黨，終究還是回了家鄉。

在我父親那一輩時家裏平均每個人有100多畝地，但因為不懂得經營，加之雜税太多，很快就衰敗下來。抗戰開始，我們家就很窘迫了，父親名下只剩下100多畝地，卻有5個兒子要養活。這種環境導致我不能像父親那樣靠吃租子過活，得通過上學來獲得謀生手段。

家裏被搶之後不久，爺爺覺得大地主在小城市不安全，就帶着我和哥哥去了開封，生活費是由父母在家收了租子寄過來。我在開封上的是新式學堂，學的是新式教科書，記得課本最開首是五個漢字：“人、手、足、刀、尺”，而不是像我哥哥他們那樣，第一課學“人之初、性本善……”高中以前我的理想也不過是想着以後去當教師或者做個記者。

“大學教授裏，有許壽裳，有李達……”

1931年，北方的局勢已經很壞了，當局“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青年中激起了很大的怒潮。“一二·九運動”時有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族解放先鋒隊”，我班上有幾個同學是它的成員，他們發現我喜歡看進步書籍，就介紹我加入了先鋒隊，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有了組織的觀念。

那個時期的青年人對蘇聯都有很大嚮往。聽説當時有一部蘇聯電影《出路》，在東華門的兒童電影院放映，樓上樓下都擠滿了進步青年，而且他們在放映前齊聲唱：“五月的鮮花開遍原野，鮮花掩蓋着志士的鮮血……”想必他們的心情都是很激動的，但有很多人隨着環境的變化慢慢地又去過平淡的生活了。

但凡在高中成績優秀的同學都傾向於報考理工科或者是英語系，如此便容易找工作一些。我則對社會主義國家很嚮往，希望將來能做介紹蘇聯文化的工作。而那時候，只有兩三所大學有俄語系。

1937年的時候，在西安有一個由北京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組成的西北聯合大學，那裏的商學系有俄語專業。這所大學裏有一些左翼的教授，比如魯迅的好友許壽裳，也有李達那樣知名的左派教授，在四年的大學生活中，我都受到左翼思想的影響，畢業到重慶後更傾向於蘇聯共產主義。

分享共產黨員戈寶權的祕密

在重慶，老師介紹我認識了曹靖華，他是著名翻譯家，曾經在我們的陝西聯合大學教俄語，但是掌握教育部的國民黨認為他不可靠，就把他給解僱了。曹靖華1938年底來到重慶，被請到中蘇文化協會做理事，有人勸他建立一個編譯委員會。實際上後來這個編譯委員會總共也就三個人：曹靖華領導，葉以羣是編輯，我是編輯助理。

中蘇文化協會的會長和副會長其實都是國民黨人，蘇聯大使館和國民黨都為它提供活動經費。這個協會的成員有國民黨、共產黨，也有像我這樣既非國民黨也非共產黨，但是受共產黨影響的普通人。説得好聽一點，這兒算是對蘇工作的統一戰線組織。

戈寶權那時從蘇聯當記者回來，在搬遷到重慶的新華日報社做編輯。這個報社是受國民黨監控的，而且大家都心知肚明戈寶權是共產黨人，他的活動範圍不能太大，所以他常常來中蘇文化協會找我們玩。我和他年歲差不多，又都喜歡文學，許多年都保持着很好的友誼。

因為他的特殊身份，他連住的地方都不告訴別人，後來領導要他從重慶經香港坐船去北京工作，所有人都不知道，有一天我們一起吃完飯，他約我去他住的地方坐一下，我才知道他住在他的叔叔戈公振曾經住過的房子裏，那裏有很多俄文書。他在送我上電車回家的路上，才對我説：“我要離開了。”我也是謹慎的人，知道是上級要調他走了，所以也並不多問。

10多年之後，戈寶權從蘇聯回來做外交工作，主要研究俄蘇文學，而我也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俄蘇文學，我們才又相聚在一起。

蘇聯人的出版社工資發美元

從1945年起，蘇聯開始加大它在國外的文化外交工作，所以在上海以僑民的名義成立了時代出版社，這個出版社直屬於蘇聯宣傳機構塔斯社管理。在它成立之初，日本還沒有投降，蘇聯也還沒有對日宣戰，因此蘇聯要在日本包圍的中國租界建立這麼一個出版陣地。

時代出版社從一開始就有系統地在中國找人翻譯俄國古典文學小説詩歌文學作品，更多的還是以蘇聯與德國作戰為主題的書，比如《日日夜夜》、《寧死不屈》等等，通過這些書宣揚蘇聯的建國經驗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我在重慶感到國家必須要走類似蘇聯的道路，就在戈寶權介紹下來到這家出版社工作。

當年通貨膨脹很厲害。時代出版社算外資機構，給我們發美元當工資，我當年的收入是每月70多美元，用美元去買東西，價格相對穩定一點，但因為整體的物價變幻莫測，也是惶惶不可終日。

在局勢最緊張的時候，塔斯社給我們發工作人員的卡，表示這些人是蘇聯塔斯社聘請的人，由他們負責。有做地下黨工作的同事被國民黨逮捕，最後還是共產黨組織找人去疏通關係把那個人給保了出來。所以在這兒工作並不是那麼安全，但是我們仍然覺得應該留下來向國民黨統治區裏的人介紹蘇聯文化。

1949以後，中國開始禁止外國在國內建出版社。1953年時代出版社關閉了，蘇聯人當時很想不通：我們一直支持你們的革命工作，為什麼要把我們關閉？後來，他們把時代出版社的所有權移交給中國，社裏的工作人員也重新進行分配。一批人去了商務印書館，另一批人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

在北京，替人民過濾“不良”文學

人民文學出版社當時的社長是馮雪峯，他請了馮至、曹靖華等四個人來做副社長，從馮雪峯開始，人民文學出版社就不單是介紹“五四”以後1949年以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也開始介紹世界上各個國家的經典名著。

1957年“大躍進”的時候，各個單位都搞整體規劃。我們在外國文學出版方面也產生了許多不切實際的想法，提出了一個“趕超日本”的口號，做了一個二三千頁的出版計劃書，非常詳細，包括小説詩歌文學作品的內容簡介、藝術風格、主題思想和傾向性等等。

緊接着就到了“反右”，人民文學出版社不斷開馮雪峯的批判會，但是他後來還是繼續在出版社領工資，只是不擔任具體職務，有時候幫我們看看稿子。他的身上有浙江温州一帶人的那種“介乎耿直、固執、頑固之間”（魯迅語）的性格，在出版社有鼓舞人的力量。在他被打成“右派”之後，我擔心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後怎麼辦，後來，周揚調來了馮雪峯的朋友巴人接替馮的職位，大家也都繼續安心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

上世紀50年代，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中國對蘇聯文學介紹的分量大，現在看來，也許有些二三流的小説詩歌文學作品不介紹過來也可以，算是做了一些多餘的工作。比如有一本書，講的是兩個紅軍休假回部隊，路上經過一個小鎮，就到當地的婦女家中去……描寫得比較刺激露骨，而我們覺得紅軍是很神聖的。

再有些美國小説中許多反映社會青年處於悲觀失望狀態，它除了有利於我們瞭解美國之外，還會不會帶來一些別的負面影響？我們就作出分析，附加在書的前言後記中，説明作者的動機是希望改進這個社會。

50年代中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完整的《金瓶梅》，但只有研究專家、高級知識分子和地方上具備一定級別的黨政幹部才能買到。現在很多出版社都出這本書了，而我仍然認為這本書的流傳應該控制在一定範圍內。

我們這一代人的想法就是如此，強調組織、強調政治性。　　

人物：孫繩武

1917年生於河南偃師，1949年進入蘇聯背景的時代出版社，從事編譯業務。1953年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後任第三編輯室和外國文學編輯室主任、副總編輯，1983年退休。1931年便開始發表小説詩歌文學作品，譯有白俄羅斯著名詩人庫巴拉的詩集《蘆笛集》，伊薩科夫斯基《談詩的技巧》等，50年代與蔣路合譯了在我國大學文科教育中有重要影響的三卷集《俄國文學史》。

“文革”後他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了“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日本文學叢書”、“北歐文學叢書”、《莎士比亞全集》、《泰戈爾小説詩歌文學作品集》、《列夫·托爾斯泰文集》、《普希金選集》、《羅摩衍那初探》、《印度印地語文學史》、《西方美學史》、《歐洲文學史》等重要書籍的翻譯出版。曾獲得過韜奮出版獎和彩虹文學翻譯獎。

記者手記

孫先生的兩個孩子不幸都是聾啞人，但他説自己仍希望子女按照社會主義精神教育自己，能夠多施於人，為別人服務。

此前不久，看到李文俊先生的一篇文章《了不起的女兒》，文中便記述了孫先生的女兒細心照料父親的情景。我去的那一天，碰巧她不在，孫先生説沙博理（中國籍美國翻譯家）的孫女要結婚了，作為老鄰居老朋友的女兒代表家人給他們幫忙去了。

孫先生夫婦兩位老人在家行動都不甚方便，女兒在去給別人幫忙的當兒，給父母買好了速凍水餃等食物放在冰箱裏，“千叮嚀萬囑咐”媽媽一定要把碗留在水池裏等她回來洗。轉述着子女孝順的事蹟時，做母親的臉上盡是歡顏，一旁的父親也含笑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