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公博簡介
陳公博簡介
從中共“一大”代表到國民黨要員
陳公博是廣東乳源縣人，清光緒壬辰(1892)年出生於廣州，幼時受到較好的教育。其父陳致美曾任廣西提督，解職後居於廣州，在漫遊南洋時結識孫中山，參加興中會。1906年，陳致美策劃反清武裝起義，讓14歲的陳公博參與其事，並隨同出巡湘、贛。翌年，陳致美起事未成，卻被清軍包圍。陳致美令陳公博先行逃脱，自身就縛，被處永遠監禁。陳公博逃回廣州不久，避居香港，在一家報館任校對。一年後返廣州，考入育才書社。
辛亥革命後，廣東獨立，陳致美出獄，當選為省議會議員，並任廣東都督府軍事顧問。年僅19歲的陳公博，依仗其父名氣，成了乳源縣的掛名議員和民軍參謀長。其父因其學識不夠，命其辭職，充當學兵(學生軍)。陳公博在此期間參加了同盟會。南北統一後，學生軍解散，其父命其棄武習文，從英美學校教師學習。不久，其父病逝，陳回廣州育才書社任助教。兩年後，考入廣東法政專門學校攻讀法律。
1917年，陳公博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他雖然沒有積極參加1919年的五四運動，但身處新文化運動堡壘的北大，在思想上受到校長蔡元培和教授陳獨秀等的影響。1920年他於北大畢業後，被廣東法政學校聘為教授，同時任廣東教育會評議、宣講員養成所所長。後又任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同年10月，他和北大同學譚平山等創辦廠《羣報》，介紹新思想，新文化，他為總編輯。
1920年底，陳獨秀到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公博任該會出版科長。在陳獨秀的影響下，陳公博和譚平山等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於1921年初建立了廣州共產主義小組。這時，汪精衞任廣東教育會會長，對陳公博的文筆、才智頗為賞識，汪、陳接觸日多。
1921年7月，經陳獨秀提議，陳公博作為廣東代表，去上海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來，陳公博擔任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組織委員，在工人運動、特別是在香港海員大罷工中起過作用。後他不接受黨組織勸告，決意要去美國留學研究經濟學，並白行宣佈脱離中共，而被中共開除黨籍。
1923年2月，陳公博抵美，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經濟學。在美國他竟然公開宣佈中國不能實行共產主義。
國共實現第一次合作後，需要大批幹部，廣東省省長廖仲愷希望陳公博回國。陳公博獲文學碩士學位後，於1925年春回國到了廣州，任廣東大學教授。在汪精衞、廖仲愷的鼓勵下，陳公博決心從事政治，加入國民黨，並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新設置的職務)。同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汪精衞為主席，陳公博任軍委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兼廣東省省務會議委員、省政府農工廳長。廖仲愷遇刺身亡後，陳又：廠同年9月繼任國民黨農民部長。12月兼代廣東大學校長。在翌年1月的國民黨二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山艦事件”發生後，他贊同蔣介石限制、打擊共產黨的主張。
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陳公博被蔣介石任命為北伐軍總司令部政務局局長，並隨軍行動。同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漢，陳任湖北省政府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兼湖北省交涉員(外交特派員)、江漢關監督。11月，北伐軍攻克南昌，陳於12月任江西省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任內打擊、排擠共產黨人。當時蔣介石企圖遷都南昌，以便將革命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但遭到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反對。陳公博以自己的反共立場向蔣貢獻計策：“共產黨雖然在武漢氣勢很盛，而軍隊畢竟附和者不多，若果總司令能夠遷漢，必然可以鎮壓下去，未來的禍害必然可以預先無形消弭。”“要鎮壓共產黨，不止國民政府要搬去。就是總司令部也要搬去。”
1927年3月，陳公博從江西來到武漢，參加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曾被指定為人全祕書長，並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兼工人部長。
四·一二事變後，陳公博認為“國共已到不能不分的時期”。他到江西，代表國民黨中央支持朱培德驅逐共產黨人的行動。他還竭力勸説宋慶齡、何香凝等接受汪精衞的分共主張。他因積極反共，取代了鄧演達於1927年z月15日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
同年8月，蔣介石由於與桂系的矛盾而下野。9月，寧、漢、滬(西山會議派)三派會議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作為汪精衞主要助手的陳公博，被漢方推舉為候補特別委員。但陳認為“特委會”不合國民黨法統，他不但自己拒不參加，還促使汪精衞退出，與汪等成立武漢政治分會，與“特委會”對抗，陳為常務委員。同時，陳奉汪之命，到廣州，打出反對“特委會”的旗幟；10月，廣州政治分會設立臨時軍事委員會(以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濟深為主席)，陳公博為政治部主任。當汪精衞、陳公博等與寧方國民黨糾紛難解之時，11月，蔣介石向汪表示“竭誠合作”，要求將李濟深逐出廣東。汪、陳正企圖以廣東為活動根據地，便策動粵軍張發奎、黃琪翔舉行了驅逐李濟深、黃紹竑的“廣州事變”。陳公博代替李濟深代理廣東省政府主席。12月，陳公博和張發奎、黃琪翔、李福林策劃、指揮了對共產黨人發動的廣州武裝起義的鎮壓。但桂系和西山會議派等反汪各派卻藉口激烈攻擊汪、陳，南京國民政府指控陳公博等“在粵叛變”，令軍隊進剿，並通緝汪、陳等人。汪精衞出走法國，陳公博則逃離廣州，到香港避居。
當時，陳公博“不想至南京，也不想遊海外，而是深思焦慮，怎樣可以在清黨之外，更把共產理論肅清”。他認為，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改組國民黨，健全國民黨的組織和理論。於是，他於1928年1月到了上海，於5月出版了《革命評論》刊物，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抨擊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統治，主張恢復1924年國民黨的改組精神，同時也反對聯共。這些。對當時不滿於蔣介石統治、而又對革命前途產生彷徨的一些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產生廠較大的影響。《革命評論》最高發行量達1。5萬份，各地一些刊物也爭相響應。這些，都為以後改組派的發起作了輿論準備。同時，陳公博還創辦了大陸大學，自任校長，以培養改組派的幹部。
1928年冬，改組派的組織一一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在上海正式成立，奉汪精衞為領袖，陳公博為總負責人，進行有組織的反蔣活動。當時，汪精衞留在法國，改組派反蔣活動主要由陳公博領導，正如陳自己所説：“差不多反對南京的巨浪，都由我一個人煽起颶風。”蔣介石對之進行鎮壓。1929年3月，蔣的國民黨三全大會對汪精衞予以書面警告，將陳公博永遠開除出黨。陳公博利用地方軍閥與蔣介石的矛盾，策動他們進行軍事反蔣，後以失敗告終。
1930年，汪精衞、陳公博等又一次發動軍事倒蔣，併成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準備另立新國民政府，進行政治倒蔣，最終又告失敗。陳公博於11月逃到香港。翌年1月，改組派組織宣佈解散，陳公博離港赴歐。
1931年5月，反蔣各派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成立廣州國民政府。陳公博於10月回國。由於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要求團結抗日，國民黨各派系被迫妥協，召開和平統一會議，舉行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成立統一的國民政府，實行蔣汪合作。陳公博得以恢復國民黨黨籍，並當選為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任國民政府實業部氏，還曾一度兼任鐵道部長。他曾設計了四年實業計劃，但由於國民黨忙於將財力用於“圍剿”紅軍，加上政權腐敗，他的計劃實際上不能實行。1935年11月，汪精衞遇刺受傷治療，12月辭職，而後赴德療養。作為汪派主要骨幹的陳公博也於同月辭去實業部長職，作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專事黨務。1937年1月，汪精衞回國。2月，陳公博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民眾訓練部部長。
“半途出家”做漢奸成為偽廷二巨頭
抗戰爆發後，陳公博和汪精衞等，對抗戰沒有信心。早在他當實業部長期間，他就散佈“抗日必亡”論調，認為“中國一有戰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戰而屈”。
1937年9月，國民政府軍委會設第五部，主要分管國際宣傳，陳公博為部長。10月，蔣介石要陳公博以特使名義訪歐，以爭取各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援。其中有一個任務，要陳利用與墨索里尼的女婿齊亞諾(時任意大利外交部長，以前曾任意大利駐上海總領事，因此與陳熟識)的友好關係，向墨索里尼遊説，勸墨索里尼同日本散夥。陳知道以其與齊亞諾的這種關係去影響墨索里尼的對外政策，是不可能的，不能完成使命，所以不願去歐。但在蔣的命令下，只得赴歐，先後訪問了意大利、英國、比利時等國。翌年1月，他回國到了武漢。向蔣介石寫了一份報告，其中講到他與墨索里尼面晤的情況，説墨索里尼不同意與日本散夥，但可以向中國提供軍火。
1938年4月，陳公博在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漢口失陷後，他到重慶。9月底被任命為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10月到成都赴任。
對於1938年10月以前，汪精衞、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聖等與日本勾結“議和”的活動過程，陳公博雖然並沒有直接參加，甚至並不知曉內情(因汪等為絕對保密起見，並沒告訴陳)。但由於他在與日“議和”主張上與汪等一致，因此，當10月27日，汪精衞召他到重慶開會討論“和平方案”，並作出有關決定時，他參加了汪精衞集團的賣國決策。12月18日，汪精衞等逃離重慶到昆明，19日逃到河內。陳公博根據汪精衞的通知，計劃於l8日到昆明，但因天氣原因，延至20日飛昆明，21日再飛河內。
22日，日本首相近衞發表對中國招降的聲明。26日，汪精衞召集陳公博、周佛海、陶希聖，討論決定按照與日方的約定，發表汪精衞的“響應聲明”(即汪的《豔電》)。受汪指派，陳公博和周佛海、陶希聖攜《豔電》到香港，計劃在徵得在港的顧孟餘的同意後，交《南華日報》社長林柏生髮表。不料顧看了電稿大吃一驚，表示反對發表，要去電向汪力爭。周、林則堅持要如期發表。在此情況下，陳公博“敢於負責”地説：“現在就寫信給孟餘，不再和他見面了，見面反難説話三告訴他問題在於時間太迫，現在無法於29日以前收到河內覆電，那麼就談不上電報往返磋商，柏生堅持非依汪先生命令之日子發表不可。既然他明白表示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這等於無商量餘地，只好讓電報如期發出。此事只好由我負責。”結果使臭名昭著的《豔電》得以在《南華日報》上發表，也就使汪偽集團向全世界公開了其賣國降日主張。
此後，陳公博和周佛海等，受汪精衞指派，在香港建立汪偽組織機構－－政治、軍事、財務三個委員會，陳公博是政治、軍事兩個委員會的委員(主任委員由汪精衞自任)。汪精衞提出以陳公博、周佛海、陳璧君、陶希聖、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鳴等人為汪偽集團的“首義分子”，可享受領取5萬元港幣安家費的待遇。實際上，陳公博並未參與汪偽集團最初與日本勾結“議和”的活動，作為“首義分子”，是不太夠格的，只是因為他在原來的汪派派系中地位僅次於汪，這“首義”頭銜是汪對他的“欽賜”，由此而引起周佛海等人的不滿。
但是，此時的陳公博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並不完全贊同汪精衞的一些做法，但也不能像顧孟餘那樣深明順逆、拒當漢奸；另一方面，他山於和汪精衞原有的密切關係以及在對日妥協問題上的一致思想，響應汪的“倡導和平”，是想借助汪的地位實現他自己的主張。因此他知道，除汪之外，他自己“還沒有資格和聲望來號召這個運動”。因此，他在香港顧慮、彷徨，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他在港出席“政委會”會議數次，在私人間不和周沸海、陶希聖、梅思平往來。1939年河內刺汪案後，汪精衞、周佛海、陳璧君等羣奸選擇上海為活動中心，陳公博仍留港不去上海。他深居簡出，還蓄起鬍鬚，以避人耳目。他一味以老母病重，希望在港侍母終養為由，推託去上海。他也不曾參與早期的汪日密約談判。所以，使得汪精衞曾當着別人的面幾次罵他。同年8月，汪偽國民黨“六大”在上海召開，陳公博也未離港參加，但被汪偽“六大”指定為汪偽中央常務委員，位置僅在汪之下。直到12月，他才應汪的要求到上海，代表汪偽與日本特務機關梅機關的日本海軍少將須賀彥次郎，就汪口密約中有關華南沿海島嶼的地位問題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他也因此而與日本海軍建立了關係。
在上海期間，他寫了篇題為《怎樣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的文章，發表在1940年1月l日的偽《中華日報》上。這大概可以説是陳公博首次公開發表的較為完整的“論述”其“中日和平”主張的謬論，為他日後公開參加汪偽集團活動埋下了伏筆。但他在寫就這篇“高論”後，又回到香港，一面靜觀局勢，一面寫他的回憶錄(即《苦笑錄》一書)。
這時，曾參與汪日密約談判的陶希聖、高宗武兩人。囚顧慮密約中日本侵華、亡華之心昭然若揭，唯恐因此而承擔賣國罪責，同時也由於汪偽集團的內部矛盾，遂於1940年1月初不辭而別，祕密從上海來到香港，將汪日密約公佈在1月22日的香港《大公報》上，同時致函《大公報》作了説明。這一風波不僅震驚了在上海的汪精衞等人，也驚動了在香港的陳公博。在此汪偽集團內訌、眾叛親離之際，加之偽中央政治會議將要召開，汪記中央政府也快要成立，作為汪偽要員的陳公博必須參加，因此，汪精衞亟需陳公博到上海，以壯聲勢。汪便派其妻陳璧君親去香港，催促陳公博到上海。在這關鍵時刻，陳決心追隨汪精衞，他表示：“那麼，我只好用行動來答覆他們，馬上離開香港，來上海歸隊，否則我算什麼呢？”“士為知己者死……我隨後就到便是”。1940年3月11日，陳公博到了上海。從此，陳公博公開參加了汪偽集團的漢奸活動。
同月17日，陳公博和汪精衞等到達南京。20日，偽中央政治會議在南京召開。汪精衞自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以下均為委員，不設副主席)、偽國民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院長。陳公博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當然委員、監察委員、立法院院長。他在南京發表對日本的廣播講話，説偽中央政治會議的召開，奠定了“中日和平”的基礎。他還向日本主子獻媚道：今後要“自省和自責”，做“日本的永久的親摯的朋友”。
30日，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衞任偽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陳公博任軍小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軍委會政治訓練部部長。
這時的陳公博，已公開成為汪偽集團的第二號巨頭。當時，汪偽集團的許多重大問題，往往都由汪精衞、陳公博和周佛海三個人會商決定，然後形式上提交有關會議照例通過一下，汪偽內部稱之為“三巨頭會議”。同年4月，汪記廣東省政府成立。因廣東是汗精衞、陳公博的老家，廣州往往又是國民黨人搞西南獨立的據點，汪偽集團對廣東這塊地盤十分重視。而陳公博在廣東有知名度，又以汪偽集團二號人物的身份，兼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但因其身在南京，鞭長莫及，對此兼職不感興趣，便由陳璧君之弟陳耀祖代理。同年8月，陳公博還任偽中央黨務訓練團副團長(汪精衞兼團長)、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1941年9月，他又{引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汪偽政府成立後，日本政府為了表示其對傀儡政權的寵愛，於1940年4月下旬派前首相阿部信行大將為特使到南京，同時派出所謂“日本國民慶祝國民政府成立使節閉”—行20多人，包括日本貴族院議長鬆平賴壽、眾議院議長小山拙壽、東洋協會副會長水田秀次郎、同仁會副會長宮川末次，以及經濟界、新聞界的代表。出席慶祝汪偽政府於4月26日在南京舉行的所謂“國民政府還都典禮”。汪精衞、陳公博等受寵若驚。
為了答謝主子，汪偽政府於5月間派出“赴日答禮使節團”，以陳公博為專使(一説特使)，褚民誼(汪偽政府行政院副院長)為副使，陳羣、林柏生、陳君慧等汪偽政府部長、大員為使節，前往日本。行前，陳公博發表談話，他説，當前對內是如何使全國“共同歸趨於建國旗幟”，對外則“在於謀中日兩國朝野深切之相互瞭解”，從而共同“建設東亞”。到東京後，陳公博等拜會了日本天皇和軍政首腦，同首相米內和前首相近衞進行會談。在抵、離東京時，陳公博先後發表談話和聲明，掩飾日本的對華侵略，討好日本主子，聲稱“中日合作”是東亞安定的唯一要件，云云。
汪偽集團的賣國政策，是要由偽立法院通過立法程序的，以示其“正統”、“合法”化，再由偽行政院冠冕堂皇地施行。作為偽立法院院長的陳公博，其中自然起着重要作用。如1940年11月29日，陳公博召集立法院會議，批准了汪精衞將於次日在南京與日本簽訂的《中日基本關係條約》，以及將與日本、偽滿洲國發表的《共同宣言》(公開承認偽滿洲國，以換取日本對汪記偽政府的正式承認)。12月，陳公博還就汪日條約的簽訂發表廣播講話，宣揚賣國理論，掩飾日本侵華罪責，居然要中國人民“自省自責”對中日戰爭的責任。他説：中日戰爭“至三年之多，這是誰的責任呢？我們用自省自責的精神來檢討，我相信，每一個國民都有責任吧！”談到賣國的日汪條約，他表示“應用沉着的態度來接受來自勉”。他還向日本主子獻媚説：“我們的態度，首先為中國打算，更為日本打算。”1941年1月1日，陳公博又發表題為《劃時代的責任》一文，説汪日基本條約的簽訂，使1941年由劃時代而進入新紀元。8月，他又發表廣播講話，要求中國人民停止抗日，投入他們的“和平運動”，“共同擔負東亞安定的任務”。
汪偽的軍事委員會，由汪精衞自兼委員長，陳公博、周佛海為常務委員。陳公博的地位在周佛海之上，又兼軍委會政治訓練部部長，很想“以政統軍”。無奈，周佛海因身兼財政、警政兩部部長，握有實權，特別是掌握財政大權，是偽府“財神”，偽軍高級將領對周巴結很緊，交往甚密，有事、要錢都去找周，使得陳公博頗傷腦筋。陳公博不僅是汪偽二號人物，也是歷史上汪精衞最得力、信賴的助手，汪有意維護陳的地位，讓陳多管軍事，便示意偽軍將領們有事多找陳而不要找周。
1940年10月，原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傅筱庵(宗耀)被刺殺身亡。傅是1938年在侵滬日軍支持下任偽上海市長的，是偽南京維新政府時期的人物。1940年3月，汪記偽國民政府成立，名為“中央政府”，其實不過是一個傀儡小朝廷，只能管轄極有限的蘇、浙、皖三省和京(南京)、滬兩市，兼及武漢、廣東、淮海(徐州一帶)、山東。而且汪偽政府成立時，這些偽地方長官仍是原來由各地日軍扶持起來的原班人馬，不是汪系中人，日本主子有意要維持一個時期，以示懷柔，汪偽政府不得不一一加委，後來才在影佐禎昭的支持下，採取蠶食政策，逐個換上汪系人馬。
但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傅筱庵，因有侵滬日軍的支持做有力靠山，汪偽集團雖久欲攫取，但卻遲遲無法對其下手，不能換馬。而上海既是日偽佔領區中最大的都市，也是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對汪偽集團來説，不僅具有極其重要的經濟意義，是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地區，而且在汪日關係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當傅筱庵被刺身死後，這個肥缺屬誰的問題，就顯得十分重要。汪精衞和周佛海、梅思平都認為，此缺繼之者，只有具有“國際聲望”的陳公博才合適，日方陸(軍)、海(軍)、外(外務省)亦均表贊同。因此，陳公博於1940年11月兼任偽上海市市長，免去偽廣東省省長職，翌年8月又兼偽上海市保安司令。同時，在汪精衞出國期間，陳還代行汪的職務。
1941年，日軍策劃在長江流域地區實行“反共清鄉”，鎮壓共產黨和抗日力量。汪偽集團為了配合日軍這一計劃，於同年3月成立了“清鄉”委員會，陳公博為副委員長(汪精衞為委員長)。同年夏起，首先在蘇州實施殘酷的“清鄉”，以後在蘇北和浙、皖等地展開。以陳公博為市長的偽上海市政府，也於翌年8月成立了“清鄉”委員會上海分會，陳自兼主任。同月，陳與日方簽訂《關於上海地區清鄉工作中日協定》。他還發表“清鄉”談話，説“清鄉”是“中日和平”的基礎，也是確立汪偽地方政權的基礎，是推進日偽的“前方勝利”。9月起，上海郊區開始“清鄉”，首先由日軍進攻抗日遊擊武裝，進行“軍事清鄉”，然後由陳公博的“清鄉”委員會上海分會進行“政治清鄉”。後來，陳公博撰文誇耀其對上海的“清鄉”，“是以八分政治來配合軍事而推進的”。
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一週年的1942年12月8日，陳公博根據汪偽集團向日本要求參戰、向英美宣戰的意圖，以偽立法院院長的身份，發表了廣播講話，宣稱中國民眾“應當準備參加大東亞戰爭”，為虎作倀。
在這之前的4月，美軍由航空母艦運載酌飛機開始大舉轟炸日本東京、名古屋、神户等城市。12月下旬，美軍取得了瓜達爾卡拿爾島戰役的決定性勝利，從而扭轉了太平洋戰爭的局勢。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罪魁禍首、首相東條英機面臨對日不利的戰局形勢，只得準備抵抗美英軍隊大舉反攻的戰略佈置，他企圖利用被其佔領的中國國土作為與美軍決戰的戰場，以避免美軍對日本本土的直接進攻。另外，由於日本國內戰略物資日形枯竭，日本需要進一步加強掠奪中國淪陷區的物資。所以，根據上述戰略需要，東條內閣與日本大本營聯席會議於12月18日決定了《為完成大東亞戰爭之處理對華問題的根本方針》，並經日本天皇親臨的御前會議批准，決定在英美大舉反攻之前完成各項具體措施。其“根本方針”的主要內容是：促使汪偽政權參戰，徹底與日本合作完成“大東亞戰爭”；日汪重新締結基本協定；加強汪偽政權的政治力量、軍事力量和財政力量；實行日汪雙方官商的經濟合作，以加緊掠奪中國淪陷區及抗戰區的戰略物資；為了籠絡中國人民的民心，軟化中國人民的抗日意志，玩弄所謂向汪偽政權交還在華專管租界和公共租界，撤銷在華治外法權，並將英美等國在華財產移交汪偽政權的把戲。
汪偽集團按照日本主子的決定，於1943年1月9日召開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通過並發表了對英美的《宣戰佈告》，成立了偽最高國防會議，由汪精衞自兼主席(不設副主席)，陳公博等為委員。接着，汪偽集團與日本簽訂了《共同宣言》，聲稱雙方為完成英美作戰，實行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全面合作。2月，以陳公博為市長的偽上海市政府，召開對英美作戰示威大會。陳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吹噓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是為着解放全東亞”和“東亞共存共榮”，要求民眾“以人力物力貢獻於大東亞戰爭”。同時，他的偽上海市政府，為配合日本的物資掠奪，還實行糧食統制新辦法。此外，他還在上海發起蒐集廢舊金屬，以供日軍之需。同年5月中旬，汪日在上海聯合成立物資調查委員會，陳任委員長，日方委員有公使田尻、經濟部長石井等，對上海各種主要物資進行調查，對棉紗實行強制收買。
1943年3月30日，日本宣佈將北平、天津、漢口、蘇州等地的專管租界“交還”偽政權。為了感謝日本主子，汪偽政權以陳公博為特使，專程去東京答謝，並向主子表達汪偽集團協助日本“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決心。陳公博抵日後，訪問了東條英機及其他日本軍政要人，並發表談話，為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爭叫好，表示汪偽政府“深願竭其人力物力貢獻於大東亞戰爭”。
同年7月底8月初，日本又將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還’’汪偽政府。偽政府舉行接受儀式，將原租界地區分別改為第一、第八區，陳公博兼兩區公署主任。根據汪偽官制，立法院院長為選任，軍委會政治訓練部長為特任，上海市長為簡任，區長則在薦任、委任之間。對於陳公博以。立法院長而兼任軍委會政訓部長、上海市長、區公署主任，而汪偽政權下轄蘇、浙、皖、鄂、粵五省，無一省完整的情形，當時上海曾有人寫了一副對聯嘲諷之。對聯曰：“陳公博兼選特簡薦委，五官俱備；汪精衞有蘇浙皖鄂粵，一省不全。”可謂妙不可言，道出了陳公博在汪偽集團中權傾一時，而汪偽政權只不過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傀儡小朝廷的實際情形。
同年9月，陳公博隨汪精衞祕密訪日，10月與日本簽訂《同盟條約》及附屬議定書，聲稱要“為建設大東亞”而與日本“互相緊密協力”。
悲切繼汪位黯然“收場戲”
1944年3月，汪精衞因病情惡化去日本治療。為此，經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決定，由陳公博代行偽中央政府主席職權，並主持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最高國防會議以及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
同年11月10日，汪精衞在日本名古屋不治而死。兩天後，汪屍體運回南京。13日，偽政府成立了“哀典委員會”，以陳公博為委員長，演出了“公祭”、“守靈”和大出喪等一系列活劇。
汪偽集團，原是靠“一頭兩手”撐持。所謂“一頭”，便是汪精衞；“兩手”，則是陳公博和周佛海，如同汪的左右丞相。汪一命嗚呼後，偽政權還是存在下去，還得有人繼承汪的地位。這不僅是漢奸們也是他們的日本主子迫切要解決的問題，而且決定權實際上也是掌握在日本主子的手裏，漢奸們只有唯命是從的份。有“資格”繼承汪位的自然不出陳公博、周佛海兩人。日方認為，周佛海雖原位居汪偽集團第三號，但為促成汪精衞叛國、組建傀儡政權出力最大，且在偽政權中握有實權，形成較大勢力，還在日本主子面前最具奴性，最馴服、可靠。而陳公博，雖實力不足，但代表汪精衞的“公館”派，又是原來僅次於汪的二號人物，是汪的自然繼承人，繼承汪位比較順當，也可穩定汪系分子的人心。因此決定由陳繼承汪的職位。1944年11月13日，通過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緊急會議“履行公事”，“推選”陳公博為偽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同日下午，偽中央常委會推選陳公博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代理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理主席。
關於陳公博代理偽國民政府主席的“代理”兩字，漢奸集團內曾有過可笑的爭論。當初汪精衞自稱為偽國民政府代主席，説是在為在重慶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代理執行職務，後汪去掉了“代”字。漢奸們認為，汪病危時，陳公博代行汪職，稱“代主席”是可以的。因為按照官場定例，凡代理活人的職務，可以稱“代”；現在汪既死，陳不能代理死人的職務，只能稱主席，不能再稱“代主席”。但陳為了標榜自己是繼承汪志，堅持要和汪活着時一樣，仍稱自己為“代主席”。因此引起不少人反對，説陳這是代理死人而行職權，從古未有，既不合“國家體制”，也不合歷史傳統，勢必貽笑中外，使人恥笑偽政權畢竟是個傀儡小朝廷，連名義都不正。但陳公博始終不肯取消“代”字。
實際上，陳公博這樣做，除了為公開標榜其是繼承汪志外，另有其老謀深算。他是為了向重慶國民黨當局表示姿態：國民政府主席應是蔣介石，他只不過是替蔣看守南京政府，蔣回南京後，他要把南京交給蔣的。這就為以後一旦偽政權垮台，他可以向重慶當局“交代”埋下伏筆。原來，他對汪偽政權本來就信心不足，這時，他更看到了日本和國際法西斯勢力的敗勢，看到偽政權末日的臨近。他曾對親信下屬表露過這一心跡。他説：“老實説，我從‘組府還都’的那一天起，就缺乏信心，而且國際形勢又如此急劇變化(指那時德國軍隊節節敗退，墨索里尼也已垮台)，前途很難想象。我已決心結束這個爛攤子。”“我不稱主席而稱‘代主席’，是我對重慶方面所表示的姿態。汪先生上演的這台戲，已近尾聲，所謂人亡政息，應該結束了。我繼承這個爛攤子，是辦理收場，而不是繼續演出的。這一項結束工作，我已考慮到一個辦法。”他説的“辦法”，就是企圖實現“寧渝合流”，即向蔣的國民黨當局靠攏，爭取蔣的諒解和接納。所以，汪精衞的死，陳公博的繼位，為偽政權蒙上了濃重的“收場戲”陰影。
但是，在其日本主子尚未最後失敗之前，作為兒皇帝，陳公博在公開場合是不得不向其主子和羣奸作垂死掙扎的表演的。他在汪精衞棺材前的就職典禮上，身穿“吉服”，胸前佩帶大紅花，卻紅着眼睛，悲悲切切。他在就職詞上聲稱，要以汪的“手定之政策”為他的“奉行之政策”，“無論戰爭如何推移，時局如何迫切……決不動搖。成敗利鈍，在所不計”。在以後的幾次偽中央和地方會議上，陳公博都反覆強調了這一意思，還説他是以汪生前所定的方針為方針，此外他無自己的方針；他是以汪所要籌劃的設施為設施，此外他無所設施。當然這一姿態也是為了頻頻向蔣介石表白心曲，以便日後減輕、推脱罪責的。
就職後不幾日，陳召集各偽省市首要人物和偽軍各將領開會，要求繼續奉行、完成汪精衞的“遺志”和“事業”，全力“協同日本完成大東亞戰爭”。12月，他又兼任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和中央將校訓練團團長。
陳公博在繼位後一個月，即1944年12月14日，又到日本會見了天皇和首相小磯、陸相杉山、參謀總長梅津等，“作新任之寒暄”。他向日本主子表示：“今日中兩國之利害安危已不可分，我們唯有本於汪主席昭示我們的由同甘共苦以至同生共死之決心，勇往直前。”
1945年元旦，陳公博發表《元旦致詞》。他引用上年汪精衞的元旦致詞，顛倒黑白、自欺欺人地説：“中日友好關係之增進，有了更光明”，“大東亞戰爭決戰之勝利，有了更確實的把握。中國的獨立，東亞的解放，有了更可靠之保障。”他還説：“中國危機，現正四伏，苟不努力，或則淪為決戰之戰場，或則淪為全面之赤化，或者再淪為英美之殖民地”，“故全國人民，宜乘時奮起，要求全面統一和平，合全國之人力，以根除赤禍，以排除在華之英美外力，更實行中日同盟條約，使中國得以完成自由與獨立”。並強調説：“要之，中國必須統一，然後始能獲得國家之完全獨立，亦惟有和平，始能獲得國家之完全自由，更必堅忍沉毅，始能合作全力，以獲得今後國家與人民之確立。”
顯然，陳公博這後半部分話，主要是説給重慶國民黨當局聽的，以表露其所謂“黨不可分，國必統一”的主張，向重慶獻媚；同時也是貫徹其日本主子的旨意——促使重慶當局迅速結束對日戰爭，實行所謂“全面和平”。
其實，陳公博繼汪位後，在繼續為其日本主子效命的同時，就已頻頻向重慶當局示好獻媚了。早在1944年11月20日他在就職典禮上的就職詞中就表露，他的“國民政府自始即無與重慶敵對之心”，“重慶之同志，亦即為吾人之同志，吾人自始即以為和平亟須實現，國終不可分”。六天以後，他主持的偽中央六中臨時全會發表的宣言中便提出“黨不可分，國必統一”，向重慶表明合作“再建中國，統一本黨”。這是陳公博提出的向蔣介石表態的口號，是向蔣“眉目傳情”，“暗送秋波”。在當時情況下，“黨”、“國”如何統一？當然不可能由南京偽政統一重慶國民黨當局。陳公博表達的意思就是暗示蔣介石，請重慶來統一他的南京偽政權、偽黨，他願意歸順蔣介石，“上表稱臣”。而他一再聲稱的“反共”、“根除赤禍”，也最合蔣的口味，最能博取重慶當局的讚許。因此，陳公博開始在實際行動上，一面着手準備“收攤子”，一面佈置反共軍事。
陳公博感到，偽政府是當時汪精衞通過偽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產生的。“解鈴還需繫鈴人”，要結束偽政府，也得開一次偽黨代表大會。為此，他於1945年1月自兼偽中央組織部長，佈置親信部下，從整理黨員黨籍到偽黨代表大會代表產生、大會召開，要在六個月內完成。計劃通過偽黨代表大會，取消原與重慶方面分庭抗禮唱對台戲的牌子(包括偽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行政院、軍事委員會；各院、會、部等等)，準備代之以“特別委員會”或“東南辦事處”之類的臨時名稱，為歸順重慶當局、“寧渝合流”作好組織準備。陳手下的一些漢奸，對陳的用意心領神會，也想借機在日後洗刷漢奸臭名，便也就積極行動起來。然而偽黨黨員號稱10萬之眾，實屬虛報，實際人數恐怕連半數也不到，究竟多少，恐怕誰也搞不清楚。到1944年11月汪精衞死時，不少地方黨部和下層組織，已很少有人在專事負責，因此使陳公博的“整理黨務”、“黨籍登記”、“選黨代表”等等，頗費周折。陳公博導演的這場醜劇正在進行之時，隨着晴空一聲霹靂，日本投降，也就不了了之。
在佈置反共軍事方面，陳公博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作為日後歸順蔣介石的見面禮。從1945年3月起，他開始對各淪陷區進行“視察”，佈置反共軍事。他先到杭州、蘇州，4月到北平。到了5、6月間，太平洋戰爭已是最後階段，日軍敗局已定，盟軍飛機經常出沒淪陷區天際，轟炸日偽目標。日軍氣焰也不象以前那樣囂張，一般偽官也紛紛準備後事。這時，陳公博抓緊了其反共軍事的佈置和“視察”。6月中旬，他帶着偽府參軍長盧英、主席公館侍從室主任(兼日語翻譯)周隆庠、最高國防會議祕書長岑德廣等軍政大員，還有日本軍事顧問，由其公館的衞士團隨從保護，先後到揚州孫良誠部，泰州李長江部，蚌埠吳化文部，徐州郝鵬舉部，商丘張嵐峯部，鄭州龐炳勛、孫殿英部，進行“視察”，每到一地，檢閲偽軍，訓示偽軍政人員，佈置反共軍事。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陷入困境以後，急欲從中國戰場的“泥潭”中拔出腳來，便採用多種方式，一面發表聲明誘重慶蔣介石政府“媾和”，一面進軍威逼重慶就範，但均未成功。1945年7月17日，同盟國在波茨坦舉行會議，美、中、英三國於26日發表了《波茨坦宣言》，要求日軍無條件投降。這時，日本敗勢已定，對其傀儡政權－－陳公博的偽政權的控制也有所放鬆。而偽政權的上層分子，對此局勢早有預料，一些部、省級大漢奸，紛紛四出活動鑽營，尋找後路。有的找門路獻媚重慶；有的大撈錢財，準備逃到海外；有的偽軍將領，趁局勢混亂搶地盤，抓軍隊，擴展實力，作為日後投蔣的資本。重慶蔣介石國民黨當局，需要利用偽政權和偽軍，阻止共產黨的八路軍、新四軍接受日偽軍的投降，以便全面控制對淪陷區的全面接收，奪取抗戰勝利成果，並利用日偽軍進攻共產黨武裝。
陳公博早在此以前，就通過重慶的軍統情報特務，與重慶當局進行勾搭，建立了祕密聯繫。原來，早在1939年8月汪精衞在上海召開偽國民黨“六大”時，軍統特務徐天琛受上司鄭介民的密令，偽裝投汪，由林柏生在香港招兵買馬來上海出席偽“六大”，以後在上海常去陳公博家蒐集情報。1942年，由陳公博委為偽上海市經濟局長。後當陳公博苦於無門路勾搭重慶“軍統”時，徐天琛便向陳公開了他在私宅內所設的祕密電台，並自告奮勇地表示願為陳與重慶戴笠的勾搭效勞。陳求之不得。陳的親信何焯賢也參與了這件事。因此，當陳繼汪位後，便委徐天琛為偽府文官長。另外，陳公博還派人到重慶建立了專用電台。
日本正式投降以前的一些日子，陳公博把精力轉移到與重慶的勾搭聯繫。當時曾傳言美軍準備在中國淪陷區登陸作戰，對日軍反攻，日軍也在準備抵抗。這曾使陳公博大傷腦筋，他不知是配合日本主子抵抗美軍好，還是配合重慶與美軍一起攻擊日軍好。後來證明美軍不可能在中國淪陷區登陸，才又使陳公博一門心思地配合、投靠重慶。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陳公博曾密電重慶，報告日軍將於幾個地點集中、準備撤退的情況，並建議蔣介石將偽軍收編為國軍，以防共產黨軍隊的接收。但是，使陳公博大為傷心的是，蔣介石、戴笠對他並不很重視，倒是看重周佛海。箇中原因是，陳雖為偽政權一號巨頭，但卻沒有像周佛海那樣握有兵權、財權，實際利用價值不如周。所以，周佛海被重慶當局委以“上海行動總隊總司令”，一度搖身一變成為國民黨的“地下抗日工作者”，又成了“黨國”要員，喜滋滋地迎接重慶接收大員到來。而陳公博卻未得重慶方面的任何委任。
日本主子一投降，兒皇帝只得乖乖結束偽廷，陳公博想借結束偽政權之機，公開發表一公告，以便再次向重慶當局表示其“歸順”姿態。但因發表公告，須取得幾個漢奸巨頭的同意，尤其是要周佛海的同意。陳請在上海的周去南京會商。這時，周正在滬忙於組織武裝，為重慶效勞，竟對陳不理不睬。陳又通過電台直接向蔣介石請示，蔣對陳更是不理。陳公博非常絕望。
8月16日下午，即日本天皇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第二天，陳公博奉侵華日軍總司令部之命，匆匆召開偽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宣告結束偽政府。陳通過其祕書長趙叔雍(尊嶽)，拿着陳的親筆信，跑到上海催周佛海去南京開會。一些在南京的偽府上層漢奸也參加了。會上，由梅思平讀了一份預先擬好的稿子，予以通過，算是宣佈偽府解散，將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改為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將偽軍事委員會改為“治安委員會”，由陳公博、周佛海分任兩委員會的正副委員長，以等待和協助重慶方面的接收，立功贖罪。陳公博在會上提出：“結束機構容易，但我們南京方面所牽涉的人數很多，如何善後，應該談談。”還提出如果偽府人員不被重慶方面接受，能否另走他路。陳的話未講完，已吃了重慶當局“定心丸”的周佛海即反對説，偽府既已通過解散，還談什麼其他問題。説罷便拂袖而去，忙着準備伺候他的老主子蔣介石去了。非但如此，周佛海還向蔣介石密報邀功，説陳公博在南京不穩，想投共產黨；同時又請蔣向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催促，要岡村逮捕陳公博及其他大漢奸。陳公博感覺到自己被周出賣，怨怒、羞愧、懼怕交集，開完會後即回寓所抱頭大哭了一場。
在此絕望情況下，陳公博請求侵華日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幫助他逃亡日本。8月25日，陳公博偕其妻李勵莊、情婦莫國康，以及林柏生(偽安徽省長)、陳君慧(偽實業部長)、周隆庠(偽府文官長)、何炳賢(偽中央軍官學校教育長)，一行七人，乘坐唯一留下的日本mc飛機，由日軍總司令部參謀小川哲雄大尉作嚮導，祕密逃到日本。因燃料不足，當日在山陰米子機場降落，後經小川與日本外務省聯繫，於9月初由日本外務省派來的原汪偽政府經濟顧問岡部長二等祕密安置到京都金閣寺內。為了保密，陳等退掉了預先訂下的京都旅館。在此期間，陳還會見了日本前首相近衞，互訴哀情。
被捕受審斃命蘇州
起初，國民黨方面不知陳公博已逃去日本，先遣部隊到南京後曾搜索陳的下落。獲知後，國民政府外交部通過外交途徑，要求日本將陳引渡回國。9月2日，日本通過《朝日新聞》發表消息謊稱陳已開槍自殺身亡，以圖拒絕將陳引渡。同月9日，國民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向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交涉，提交一份正式備忘錄，要岡村轉告日本政府，速將陳公博等人引渡到南京；20日復提出同樣要求。日本政府只好同意。10月3日，國民政府派專機將陳等從日本押回南京。
同月11日，陳公博被解到看守所候審。由於南京高等法院尚未成立，他於翌年2月被押到蘇州司前街看守所，由江蘇高等法院審理。在南京看守所和蘇州監獄期間，他沉默寡言，很少與人交談，苦思對策。他寫下了一份長達3萬餘言的題為《八年來的回憶》，作為他的辯詞。
江蘇高等法院於1946年3月對陳公博進行偵訊後，4月5日開庭公開審訊，高院院長孫鴻霖為審判長，首席檢察官韓燾宣讀起訴書。陳公博要求當庭答辯，他先用一個多小時將其《八年來的回憶》讀了一遍，交於庭上，然後對起訴書進行答辯，大言不慚地講了半個小時，無一認罪。
同月12日下午，法庭宣告判決，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陳公博死刑，剝奪公權終身。
同月20日，陳妻李勵莊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請復判狀》，企圖救陳一命。同時，她還向報界發表談話，聲稱陳通過“軍統”徐天琛所設的電台，向重慶當局彙報日軍情況。而重慶方面經奉“委座”嘉勉的錄諭轉達電報現在仍然保存，是否可以公開。李的申請狀被最高法院駁回。
5月14日，最高法院核准原判，呈送司法行政部核發執行命令。6月2日，執行死刑的命令送達江蘇高等法院。
6月3日上午，江蘇高等法院派檢察官李曙東為執行監刑官，在獅子口江蘇省第三監獄執行。陳公博隨法警走入刑場，一槍斃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