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州詞》原文、翻譯及賞析

詩詞作者：

王之渙（唐朝）

原文：

　　其一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其二

　　單于北望拂雲堆，殺馬登壇祭幾回。

　　漢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親歸去來。

《涼州詞二首》是唐代詩人王之渙的組詩作品。第一首詩以一種特殊的視角描繪了黃河遠眺的特殊感受，同時也展示了邊塞地區壯闊、荒涼的景色，悲壯蒼涼，流落出一股慷慨之氣，邊塞的酷寒正體現了戍守邊防的徵人回不了故鄉的哀怨，這種哀怨不消沉，而是壯烈廣闊。第二首詩反映的是唐朝與北方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詩歌以漢代唐，寫一位邊地首領到唐朝來求和親而未能如願，通過描寫其行動與心理，從側面烘托唐朝國勢的強盛。

翻譯：

其一

縱目望去，黃河漸行漸遠，好像奔流在繚繞的白雲中間，就在黃河上游的萬仞高山之中，一座孤城玉門關聳峙在那裏，顯得孤峭冷寂。何必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楊柳曲去埋怨春光遲遲不來呢，原來玉門關一帶春風是吹不到的啊！

其二

突厥首領來到中原求和親，北望自己的領土，看到了邊界以北的拂雲堆神祠，回想昔日曾經多次在此殺馬登台祭祀，然後興兵犯唐，頗有幾分躊躇滿志。但現在唐朝天子神武超絕，不肯與突厥和親，此次中原之行只好無功而返。

賞析：

其一

據唐人薛用弱《集異記》記載：開元（唐玄宗年號，公元713—741年）間，王之渙與高適、王昌齡到旗亭飲酒，遇梨園伶人唱曲宴樂，三人便私下約定以伶人演唱各人所作詩篇的情形定詩名高下。王昌齡的詩被唱了兩首，高適也有一首詩被唱到，王之渙接連落空。輪到諸伶中最美的一位女子演唱了，她所唱則為“黃河遠上白雲間”。王之渙甚為得意。這就是著名的“旗亭畫壁”故事。此事未必實有。但表明王之渙這首詩在當時已成為廣為傳唱的名篇。

詩的前兩句描繪了西北邊地廣漠壯闊的風光。首句抓住自下（遊）向上（遊）、由近及遠眺望黃河的特殊感受，描繪出“黃河遠上白雲間”的'動人畫面：洶湧澎湃波浪滔滔的黃河竟像一條絲帶迤邐飛上雲端。寫得真是神思飛躍，氣象開闊。詩人的另一名句“黃河入海流”，其觀察角度與此正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雖也寫觀望上游，但視線運動卻又由遠及近，與此句不同。“黃河入海流”和“黃河之水天上來”，同是着意渲染黃河一瀉千里的氣派，表現的是動態美。而“黃河遠上白雲間”，方向與河的流向相反，意在突出其源遠流長的閒遠儀態，表現的是一種靜態美。同時展示了邊地廣漠壯闊的風光，不愧為千古奇句。

次句“一片孤城萬仞山”出現了塞上孤城，這是此詩主要意象之一，屬於“畫卷”的主體部分。“黃河遠上白雲間”是它遠大的背景，“萬仞山”是它靠近的背景。在遠川高山的反襯下，益見此城地勢險要、處境孤危。“一片”是唐詩習用語詞，往往與“孤”連文（如“孤帆一片”、“一片孤雲”等等），這裏相當於“一座”，而在詞采上多一層“單薄”的意思。這樣一座漠北孤城，當然不是居民點，而是戍邊的堡壘，同時暗示讀者詩中有徵夫在。“孤城”作為古典詩歌語彙，具有特定涵義。它往往與離人愁緒聯結在一起，如“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杜甫《秋興》）、“遙知漢使蕭關外，愁見孤城落日邊”（王維《送韋評事》）等等。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為下兩句進一步刻畫征夫的心理作好了準備。

詩起於寫山川的雄闊蒼涼，承以戍守者處境的孤危。第三句忽而一轉，引入羌笛之聲。羌笛所奏乃《折楊柳》曲調，這就不能不勾起征夫的離愁了。此句系化用樂府《橫吹曲辭·折楊柳歌辭》“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蹀座吹長笛，愁殺行客兒”的詩意。折柳贈別的風習在唐時最盛。“楊柳”與離別有更直接的關係。所以，人們不但見了楊柳會引起別愁，連聽到《折楊柳》的笛曲也會觸動離恨。而“羌笛”句不説“聞折柳”卻説“怨楊柳”，造語尤妙。這就避免直接用曲調名，化板為活，且能引發更多的聯想，深化詩意。玉門關外，春風不度，楊柳不青，離人想要折一枝楊柳寄情也不能，這就比折柳送別更為難堪。徵人懷着這種心情聽曲，似乎笛聲也在“怨楊柳”，流露的怨情是強烈的，而以“何須怨”的寬解語委婉出之，深沉含蓄，耐人尋味。這第三句以問語轉出瞭如此濃郁的詩意，末句“春風不度玉門關”也就水到渠成。用“玉門關”一語入詩也與徵人離思有關。《後漢書·班超傳》雲：“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所以末句正寫邊地苦寒，含蓄着無限的鄉思離情。如果把這首《涼州詞》與中唐以後的某些邊塞詩（如張喬《河湟舊卒》）加以比較，就會發現，此詩雖極寫戍邊者不得還鄉的怨情，但寫得悲壯蒼涼，沒有衰颯頹唐的情調，表現出盛唐詩人廣闊的心胸。即使寫悲切的怨情，也是悲中有壯，悲涼而慷慨。“何須怨”三字不僅見其藝術手法的委婉藴藉，也可看到當時邊防將士在鄉愁難禁時，也意識到衞國戍邊責任的重大，方能如此自我寬解。也許正因為《涼州詞》情調悲而不失其壯，所以能成為“唐音”的典型代表。

其二

這首詩反映了唐朝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關係，詩中牽涉到唐玄宗對待突厥問題的一些歷史事件。開元（唐玄宗年號，713—741）年間，突厥首領小殺曾乞與玄宗為子，玄宗許之。又欲娶公主，玄宗只厚賜而不許和親。後小殺問唐使袁振，袁振説：“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子豈合為婚姻？”後小殺遣其大臣頡利發入朝貢獻，頡利發與玄宗射獵，時有兔起於御馬前，玄宗引弓傍射，一發獲之。頡利發下馬捧兔蹈舞曰：“聖人神武超絕，人間無也。”後來玄宗為其設宴，厚賜而遣之，最終不許和親。詩中的後兩句通過突厥首領心理活動的微妙變化讚頌了唐玄宗的文治武功，説明其威勢足以震懾周邊少數民族，對於他們的無理要求堅決按原則辦事，決不肯對之妥協以求苟安。

這首詩，從側面讚頌了唐朝在處理少數民族關係上的有理有節，借突厥首領求和親的失望而回反映了唐朝的強大，充滿了民族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