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勵志的名人例子

我們時常抽空看一些關於勵志的名人事蹟，總會有所感悟有所收穫的，那麼關於勵志的名人例子都有哪些呢?一起來看看吧。

關於勵志的名人例子：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歡

作者:善觀雪

一直覺得能夠跟隨自己心走的人，都是勇士。這樣的人必定是看盡世態炎涼，方才能夠領悟的老者。然而，一個15歲的小姑娘卻刷新了我的判斷。

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歡

歐陽娜娜，13歲就成功考取世界頂尖音樂學院——美國柯蒂斯音樂學院，成為郎朗的學妹。15歲，她和大美女林青霞站在一起參加一檔電視綜藝節目。張愛玲喊，“出名要趁早”，然而，少年成名必定遭受非議。

很快人們就發現她來頭不小：她的父母都曾是台灣演藝界名人，現在在台北身居要職;她的姑姑歐陽菲菲，是將《感恩的心》和《熱情的沙漠》唱紅大江南北的天后級歌手，而林青霞就是她姑姑的好友。好事者理直氣壯：“如果我有這麼顯赫的家世説不定比她還紅。”“歐陽娜娜一點兒也不漂亮，不過就是靠林青霞的關係罷了。”面對鏡頭，她始終微笑，從不解釋。

然而更大的質疑撲面而來：“15歲，正是讀書的最好年華，為什麼還有時間參加綜藝節目?”家人替她發微博解釋“休學”。惹來諸多不懷好意的猜測：“休學當藝人，太不明智了”“歐陽娜娜貪慕虛榮”。更有人誹謗她“因為通告太多被學校開除”。事實卻是因她未成年，赴美求學不能住校，她的媽媽只得放下工作，帶着妹妹一起去照顧她，爸爸和姐姐留在台灣，幸福的家因她而分散兩邊，她為此愧疚，才大膽決定暫時“休學”。等滿了18歲，就一個人出去唸書。

面對鏡頭，她的媽媽難過得落淚，而她一副無所謂的樣子：“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歡啊，討厭我的人對我沒影響，我又不用和他們講話。”一副“我不在意，只隨我心”的姿態。從此後，依然做自己，拍戲、寫書、彈琴，不亦樂乎，越來越美。

當我們為“不喜歡自己”的聲音煩惱時，告訴自己“沒有人能夠被所有人喜歡”就能夠像歐陽娜娜一樣快樂起來。

關於勵志的名人例子：有一種慢，屬於黃軒

黃軒給人的感覺，可以用他的代表作來形容——“藍色骨頭”。在他的身上，有着雙魚座天生的孤獨氣質，又帶着後天養成的優雅。

無論是《推拿》還是《黃金時代》，都屬於文藝片，再加之黃軒又出演了《紅高粱》裏痴情儒雅的張俊傑，所以便被貼上了“文藝男”標籤。他一邊調侃着説，“難道自己長得不商業嗎”，一邊又覺得，能被當成“知識分子專業户”還是個不賴的體驗。

有一種慢，屬於黃軒

黃軒常常利用自由時間去全世界溜達，不會帶助理，連經紀人都很少通知。往往就是參加完某個電影節，他便突然“落跑”了。他去的地方都很小眾，可能是去某個草原看羚羊，也可能只是去某個衚衕的酒吧聽流浪歌手唱歌。

對於那些具有標誌性的建築、城市，黃軒沒什麼興趣。同樣，除了拍戲，他對曝光度這種東西也是避而遠之。他常常拿一句話來警醒自己。那是丹尼爾·戴·路易斯所説的，“作為一個演員，你不能讓觀眾知道你穿的襪子是什麼顏色”。

也就是説，除去當一個演員，黃軒更希望能做自己。這樣的自己，可以不用擔心黑眼圈，熬夜去讀一本好書;這樣的自己，可以不在乎形象，席地而坐撩撥一下吉他;這樣的自己，不會怕偷拍，能夠去博物館逛一逛;這樣的自己，會偶爾感性，在微博上寫一些隨感……

無論是對藝術，還是其他領域，黃軒似乎都保留着真實的求知慾。而他這個人也實在，從不會譁眾取寵，又或是誇大其詞。他會坦白地承認：自己愛上書法，並不是想要表現得高尚，只是為了讓心靜下來。

大三那年，家裏發生了很大的變故。他幾乎在同一個時間段，分別失去了爺爺、奶奶還有父親，自己又沒有拍戲，每個空閒的時間就變成了煎熬。為了儘快驅走悲傷的情緒，他就想着找點事做。有一天，在逛文具店時，他無意中發現了毛筆字帖，便買了回來。接下來的幾天，他都在家寫毛筆字，一寫就是一下午。隨着內心的充實，也就沒那麼難過了。也是從那時起，他愛上了書法。

黃軒寫的字，力透紙背，如同他這個人。他活得隨性又不隨意，認真卻不較真，內心有着自己的宇宙。在他的世界裏，沒有太多複雜的事情，他也善於在微小的事物中尋找生命的真諦。

與其説黃軒活得文藝，不如講他只是比我們活得簡單。半落的桃花，格陵蘭夏季時整日的太陽，都是他的追求、他的快樂。而這些美好，不是沒有存在於世界，只是未能停留在我們的眼裏，沒能落在我們的心上。

他從來不需要炒作，只是憑着演技，就能讓人們自動為他點贊。在《羋月傳》和《女醫明妃傳》裏，他都有不凡的表現。相信過不了多久，他就不會再是金馬獎的遺珠，而是能真正捧起獎盃的那個人。

只不過，黃軒也説了，有一些樹木的成長週期很快，比如楊木幾年就能成長為參天大樹，但很少有人去拿它做珍貴的東西。而有些樹木，成長週期雖然緩慢，卻長得結實，經得起推敲。就像是人，時間長一點，對氣質和人物的詮釋，都會有影響。看來，他並不急於求成，反倒是更願意在風雨砥礪中體會更多的情愫，再注入角色中。

既然黃軒能被梁朝偉看中，能被越來越多的導演青睞，能得到奧斯卡最佳男配角ChristophWaltz的激勵，那麼，他遲早都會得到應有的認可。只是，興許是明天，或者是明年。至於具體是什麼時候，管他呢。

清晨烙餅煮茶，傍晚喝酒看花，黃軒從來都不着急行走。有一種慢生活，屬於他，那是大器晚成，亦是淡泊名利。

關於勵志的名人例子：別緻的外交“會晤”

作者:李肇星

友情無價

1963年，我在北大讀三年級。有一天，系領導交給我一項任務，讓我幫助一個名叫姜錫柱的朝鮮留學生學英語。此後我就與姜錫柱同住一屋。白天我們分開吃飯、上課，晚上我輔導他一小時英語。因為性情相投，我們成了好朋友，學校組織什麼活動，我都拉着他一起參加。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我畢業。

那個年代紀律嚴格，他回國後，我們就不再聯繫了。但我們都曾表示，畢業後要為加深中朝傳統友誼而努力工作。若干年後，姜錫柱擔任了朝鮮第一副外相、內閣副。無巧不成書，我們都成為各自國家的高級外交官，在為推進中朝友誼出力。

別緻的外交“會晤”

20xx年11月，我率外交部代表團訪朝，終於見到了幾十年前的室友姜錫柱。我們都異常高興，並分別代表各自政府簽署了《中朝邊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協定》。

20xx年3月24日，我作為外長正式訪問朝鮮。朝鮮的同志告訴我，領導(指姜錫柱)有交代，專門安排代表團住國賓館。

姜錫柱見到我後，顯得非常高興。

我問他英語怎麼樣了。他説：“太忙了，快忘光了，只記得一些單詞，比如apple(蘋果)等，已説不出完整的句子了。”

我開玩笑地説：“那都是我的過錯，當時對你幫助不夠。”

閒話一過，馬上轉入正題，我們就雙邊關係進行了深入交流。朝核問題自然是我們交換意見的一個議題。姜錫柱説：“中朝關係就是脣亡齒寒的關係，我們是脣，你們是齒……”

我説：“我們兩國是好朋友、好鄰居，我們倆是好同學、好室友。”他點頭。

晚上，姜錫柱設晚宴歡迎中方代表團。

他先講了一段話：“我代表金敬老同學——中國外長李肇星和其他中國客人一杯，並藉此機會向老同學提點意見。40年前，我和李外長在北京大學同屋，有時還擠一個被窩。李外長也是我的英語輔導員。李外長學習很刻苦，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看書，直到北大規定的熄燈時間的最後一刻。而常常到這最後一刻，老同學還偷懶，不願意起身到門前拉燈繩關燈，竟把燈繩拴到自己的腳指頭上，用腳關燈。但關燈入睡後，燈繩還經常拴在他的腳上。李外長翻身或伸腿時，燈就時亮時滅，影響了我的睡眠。我的老同學睡得香，學得好;而我學得不如預期的好，可能與此有關。大家看，今天我的老同學已是外長，我還是副外相。”

姜錫柱的話逗得大家鬨堂大笑。

我在致答謝詞時説：“老同學所言屬實，我深表歉意。但老同學夜裏打呼嚕的水平也很高，一個呼嚕可以持續幾十秒，且大呼嚕中有小呼嚕。我之所以能忍受，主要是出於要學習友好鄰國呼嚕的考慮。”

大家又是一陣大笑。

“廁所外交”

20xx年7月27日，我出席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和東盟與中日韓(“10+3”)外長會議。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來了，但我和他之間沒有任何“雙邊”會面的安排。

在一次會上，我發完言，離開座位出去“方便”一下。哪知道日本人很細心，一下子就發現了這一“情況”，麻生帶着祕書很快跟了出來。後來聽説，他讓祕書把住廁所的門，不讓其他人進，自己趕緊進去找我。

麻生用英文對我説：“外長先生，我們好好談談。中日關係這麼下去對雙方都不利。”

我説：“那是你們的問題，責任在日方。你們憑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你們首相為什麼要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日方在這個問題上不向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做出一個合理的交代，中日關係就難以恢復正常。”

麻生表示聽懂了，理解了……

這次在特殊場合進行的計劃外的交流效果還不錯，為兩國高層恢復接觸開了個頭。

後來，不知道日本媒體怎麼打聽到了這件事，報道説，麻生和李肇星在雙方都“方便”的地方進行了方便有效的雙邊溝通。這個故事被演繹為中日外長的“廁所外交”。

外交官在一起並不全是脣槍舌劍，有時也會有這種無傷大雅的閒聊。有一次我和麻生見面，正式會談談得不錯，晚宴上有時間閒聊，夫人們也在場，談話內容很輕鬆。

麻生的夫人告訴我，她家有個親戚，在20世紀40年代到過延安，幫助過八路軍，對中國很有感情。我藉機“表揚”説：“日本人民曾經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給予過支持，日本政府和人民對中國的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也給過幫助，中國老百姓心裏是有數的。”

這時，麻生接過話茬兒説：“是的，日本婦女比日本男人心胸開闊、身體健康，平均壽命也比男人長。這方面，經濟較發達的國家情況都差不多。”

我好奇地問：“真的嗎?為什麼?”

麻生説：“你們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也反映在這上面。改革開放前，中國婦女的平均預期壽命只比中國男人多1歲;20多年過去了，現在這一差距擴大到3歲。”

我一愣，這個情況我不知道，看來麻生在研究中國問題上下了功夫，對中國的事知道得真不少。

我反問：“日本的情況如何?”

麻生答：“日本女人比男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多5歲。”

我問：“女人比男人長壽，這個説法可靠嗎?”

麻生説：“這是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日本女人長壽，除了生理原因之外，主要是敢説、敢哭、敢笑。相比之下，男人差多了。男人見了上級總是不敢説話，怕説錯了上級不高興;得到表揚不敢笑，怕別人説他驕傲;捱了批評或受了委屈不敢哭，怕別人説他態度不端正。前年一次抽樣調查表明，日本女人流的眼淚是男人的5倍。”

説完這段話，麻生看了一眼夫人，得意地笑了。

麻生卸任外相後，仍然不忘老朋友。我不當外長後，有一次訪問日本，麻生正在競選首相。他在自民黨黨部見了我。

他的辦公室很簡單。我説：“你這麼簡樸。”

他謙虛地説：“這是向中國學的。”

他還説：“不管當不當外相，我們都是好朋友。”

幾天後，麻生競選成功，當上了日本第92任首相。

20xx年六一兒童節那天，已經卸任的麻生為加強兩國動漫產業合作率團訪華。他想與我見面。我沒有別的時間，便早早起牀，與他在我家附近——長安街上的一家餐館共進了一頓45分鐘的早餐。結果，兩人誰也沒吃飽，卻老習慣不改，就當時的國際熱點西亞、北非等問題交換了看法，達成了難得的非官方的“廣泛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