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自己的人生掌舵
題記：這是一個自由職業者的典型故事。十年過後，作者才發現：無論是那種“活在自己人生之外的痛苦”，還是這種“被動生活”本身，都是一種外在的聲音。世事變遷，他終於向自己的內心靠得很近：“我成了自己人生的導演，重獲自由的生活。”在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我們記錄故事，將會看到多少類似的可能性？
從19歲開始的被動生活
1997年，我畢業於山西省水利學校。那一年，我19歲。
我出生於晉中鄉下，一個非常普通的農民家庭。但19年來，我從沒有因此而感到自卑。哪怕是在生活最為艱難的時候，父母為了給我寄一封信，竟然連郵票錢都需要向人借的年月，我都能感到自己從骨子裏滲透出來的那種自信。這種自信緣自母親對我的寵愛。我知道，是她的鼓勵使我一生受益。
可是，這種自信在我剛剛離開學校的那一年開始打折。
我的被動生活，差不多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這一年的6月末，我從學校返回老家。回鄉的第三天，在一位朋友的介紹下，我進入到成立不久的市報社工作。找到這份工作之所以這麼順利，是因為在此之前，我已經在大大小小的報刊上發表了不少“豆腐塊”，拿着厚厚的剪貼本，我敲開了進入社會後的第一扇門。我設想着在這裏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那時候，我誤認為自己的人生從此開始將是一番坦途。
這種感覺持續了大約三四個月光景。在這三四個月裏，我確實學習了不少東西，對這份職業的領悟力也增強了。唯一不太滿意的是，我來了這麼長時間，還沒有領到一分錢的工資。
因為離家近，每個週末，我都要回村。看到父母一次比一次變得凝重的臉色，看着他們欲言又止的眼神，我慢慢發覺了對於我的空手而返，甚至屢屢向父母伸手要生活費的行為，父母已經不勝其煩。終於有一天，父親開始問起我工資的事情。我茫然着無法作答。
第二天上班後我就向報社領導鄭重提出了這件事。得到的答覆是：“報社暫時只依靠撥款勉強維持，因為沒有其他收入，只能讓你受委屈了。如果覺得不合適，可以另謀出路。不過，若能耐心些，我們儘量想辦法把你轉成正式員工，如果吃上財政飯，你這輩子也就沒什麼後顧之憂了。”我雖然心存疑慮，但還是勉強認同了這種説法。
在此後半年左右的時間裏，我斷斷續續地問過好幾次，説法基本沒有變。讓我耐心等等。再等等。我的信心在這種等待中受到了巨大的衝擊。我慢慢地認為自己只是一隻甘願被命運之手牽着走的羊。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了1998年6月份，因為生活無着，我再也抗不下去了。當時宣傳部的一位朋友有些同情我，説當地的煤炭運銷公司剛剛改組成集團，在四處物色新人，他説：“你應該去試試。”
我向報社總編反映了自己的想法，他放下手中的筆，説：“要不我幫你打個招呼吧。如果需要的話，再給你開份介紹信。”
這個結果，讓我有些吃驚。我點點頭，連“謝謝”都忘記了説。
我拿着總編開出的介紹信和一摞子刊發我作品的報紙去了郊區那家企業。負責招聘工作的是煤炭運銷公司的副經理。他和我説了一會兒話，就拍板了：“沒什麼問題，你去填一下表格吧。”
這是6月初的事。至於去煤運公司上班，是在6月8日。這一天，我記得很清楚。
命運的不確定性
正是從這裏開始，我有了一份領工資的工作。月薪是330多元，根據學歷劃分。同我前後腳招聘進來的本科生的月薪比我多50元。我沒有什麼不滿足。
我在煤運公司的主要工作是負責一些文書資料的起草。有一段時期，因為要出台一整套管理制度，我和幾個新來的大學生被抽出來參與這項工作。
這件事情耗費半年多時間，其間加班加點，心理上不勝其累。
還有一段時期是被抽去整理檔案，翻檢着那些頁面發黃的紙張，經常會覺得自己離生活是如此之遠。對於將來的不確定性，又慢慢地籠罩了我的生活。
只是，經常有人説起，老總在會議上又表揚我，説我的材料寫得怎麼怎麼好，可能只是簡簡單單的幾句話，卻被敷衍升值；只是，每個月，都有一份微薄但實在的收入，雖然慢慢地，覺得沒有所期望的那麼多，可是，一旦回想起那段無薪水生活，就再也懶得計較。許多年後，我看到一句話：“我是一個十分需要安全感的人。而這些都是安全感的一部分。”我覺得這個叫趙婕的人説出了我的心聲。
我在煤運公司工作的時間達三年之久，工資一直保持着剛進來時的水平，沒有漲落。到了2000年年末，單位新蓋的居民樓向所有員工開放，可以根據工作年限集資住房。當時我完全有資格弄到一套自己的房子，只不過是頂樓。只不過是有一個前提，得拿出6萬來塊錢。
我在煤運公司工作期間，手頭最寬餘的一段時期，是有一張1000元和一張3000元人民幣的存款摺子。只不過不久之後，在外面打工的弟弟向我告急，我就把這些錢給他打過去了。之後，我又恢復了身無分文的落魄。那一年，我已經23歲了。
在家鄉的生活使我窒息。我一次次地向人諮詢外面城市的情況，慢慢地積累着一種向外走的勇氣。
非常奇怪，一旦有了外出的想法，我身上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底氣似乎又回來了。或許是年齡的增長使我對自己的發展有了充足的把握，又或許是，一無所有的現狀使我有了破釜沉舟的決心，總而言之，到了2001年7月底，我終於離開了徘徊逗留了四年的故土，南下安徽。其間轉道宜春、廣州，最後終於在8月初，抵達了深圳。
然而離鄉背井的苦楚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料。
擺在眼前的難題是顯而易見的，工作問題首當其衝。當時，我的學歷仍然保持在1997年的水平線上，如果要想獲得一份好一些的工作，學歷這一關就難以跨越。許多用人單位一看到我的學歷，就嗤之以鼻：“是中專生？怎麼想到跑這裏來混了？”
這真是一段煎熬的時期。拿着借來的2000多塊錢，穿着最低廉的服裝，吃着最簡陋的伙食，每一天頂着炎炎烈日奔波在深圳的街頭，我不知道自己能維持多久。
真正找到工作是在一個月之後。其間，儘管有大報社鑑於我發表的作品有心留用，可到底琢磨着困難重重，而且我尚且未名，後來還是放棄了。最終，我落腳在一個小小的廣告公司做文案。
這個公司是幾個人合夥開的。老闆從部隊上轉業到深圳，因為有幾個法院和公安系統的同學在幫扶，每年可以接到幾單，只要把這些單子做好，每年的吃用不愁，而且有一筆不小的盈利。
可是，這個公司實在太小了，在深圳，像這樣的企業多如牛毛，而且，我進來不久就發現了一個問題：這裏員工的流動性特別大，幾乎每兩三個月就換一茬人。有員工因為忍受不了老闆拖欠工資走掉了，有的員工因為思路與老闆不合，走掉了。好幾次，我目睹了討要工資的人與老闆爭吵，甚至有一回，一個剛剛離開不久的江蘇小夥子帶了幾個弟兄過來，在辦公室裏，與老闆大動干戈。
最後，我發現，除了我，周圍剩餘的人，都是老闆的親近好友。
2001年的春節，我一個人待在月租500元的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裏，任淚水靜靜地流了滿臉。
完整圓融的自由
2002年年初，因為連月奔波的疲憊，我本就孱弱的身體病了一場。發病時春節剛過，因為獨處異鄉，心灰意冷，更加深了我對職業的畏懼。我向老闆直陳情由，方才全額拿到了工資。接過那並不很厚的一沓錢時，我幾乎下定了決心：再也不在這個地方待下去了。我要立刻回到我的家鄉去！
2002年3月4日，我乘坐長途列車抵達家鄉車站。我沒有告訴任何一個人。我的昔日的同事兼好友們，他們都不知道我就這樣回來了。直到好久之後，我才向他們説起這一段經歷。只是，差不多已是笑談了。
從3月4日直到5月初長達兩個月的光陰裏，我一直閒居在家。在我以養病為由，沐浴着親情時，父母親一方面因為我的久別重歸而興奮，另一方面又暗暗地為我的將來發愁。他們暗自打聽，發現職業已經如此難尋，幾乎就要對我的人生不抱希望了。
而我自己，卻確定無疑地感受到一種全新的狀態的迴歸。從原來被職場生涯切割得支離破碎的生活，我回復到了自我的完整圓融。我在不間斷地寫作的間隙，聽到內心流淌的另外的聲音。
2002年5月12日，我到了省城太原，落腳於一家媒體，從事副刊編輯工作。此時的我，因為多年的職業經歷開始變得平靜，甚至有些狡猾了。我再也沒有像從前那般意氣激昂、胸懷不平了。雖然自信仍在心底，可是經過歲月的打磨，我知道那些沉潛在心裏的部分才是真正值得自己珍視的。
帶着對新生活的虔誠，更重要的是，帶着對自己多年追尋才獲得的這種貼近內心真實的新職業的珍重，我萬分投入地展開了工作。有一天夜裏，十點半，為了取一份約好的副刊稿件，我從《太原日報》社舊址出來，那個供稿的女作者在暗寂的夜裏目送我。她説：“你怎麼跑那麼遠的路？”
我騎着自行車，從桃園路返回到師範街——我臨時的租住地，我有一種在深夜裏飛翔的感覺。
然而，我的工作實在算不得是忙碌的。有相當長一段時期，我能夠在完成版面編輯和採訪之餘，仍然空出大塊的時間，回到家裏，與寫作、閲讀這樣的生活方式廝守。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支配自己的時間，這是多年來，我一直渴望獲得的那種狀態。它喚醒了我深層次的期待，使我更接近我的本質。
我知道自己失去的時間已經太多——儘管這幾年來，無論處境如何，我都沒有忘卻寫作，但是零零散散的習作仍然是無足重輕的。如果説，那些發表在大報小刊上的作品可以構成我自信的泉源的話，那麼，在我24歲、25歲的時候，我希望這個泉源能夠變成我生命的最深的支撐。
在別人看來，我的生活有些邊緣化。除了賺錢時出現在社會，其餘的時間，我多半都在寫作中，再加上不定期的朋友聚會、不定期的旅遊，幾乎構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27歲那年，我的生活中有兩件大事發生：認識了後來成為我妻子的女朋友，雙方進一步確定了關係；出版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本書。
此後一年、兩年，我一直這樣過來。步伐雖有深淺，可那份執著卻是絲毫未變。
到省城五年來，我換了兩次工作，從副刊編輯做到了一家週刊的執行主編。我積累了將近50萬字的採訪文稿，寫作了三部長篇小説、兩部散文集子、百餘首詩，發表的作品已達百萬字。
2007年，我結婚了。
十年過去，我終於可以帶着安定的自信的目光，一一看着我所走過的這些城市。
十年了，我終於有理由，真正地沉醉一次。
作者手記：
現在，我覺得我已經得到了這樣的平衡：我仍然在媒體圈裏待着，並且可能會一直待下去。我負責打理的這份週刊，正在慢慢地往上走，這讓我感到欣喜；我突破了自己制定的時間期限，因為在管理這份週刊的過程中，有許多新鮮的東西開始滲透，需要我學習和掌握的東西非常之多。這個結果，比我當初想象的要好。婚後一段時期，我停頓了一些時日的寫作也開始恢復，我會在接下來的這大半年裏，集中寫作一些中短篇小説和散文。從2005年起，我就把自己定位成一個自由人，當我覺得有新鮮的東西在呼喚時，我可以立即出發。我現在依然有時間傾聽自己心裏的聲音，並聽從這個聲音的指引，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十年來，我懂得了這樣一句話：以職業深入社會，以文字深入內心——我知道，我是在為自己的人生掌舵。
2007年4月29日下午16：00-20：00
題記：這是一個自由職業者的典型故事。十年過後，作者才發現：無論是那種“活在自己人生之外的痛苦”，還是這種“被動生活”本身，都是一種外在的聲音。世事變遷，他終於向自己的內心靠得很近：“我成了自己人生的導演，重獲自由的生活。”在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我們記錄故事，將會看到多少類似的可能性？
從19歲開始的被動生活
1997年，我畢業於山西省水利學校。那一年，我19歲。
我出生於晉中鄉下，一個非常普通的農民家庭。但19年來，我從沒有因此而感到自卑。哪怕是在生活最為艱難的時候，父母為了給我寄一封信，竟然連郵票錢都需要向人借的年月，我都能感到自己從骨子裏滲透出來的那種自信。這種自信緣自母親對我的寵愛。我知道，是她的鼓勵使我一生受益。
可是，這種自信在我剛剛離開學校的那一年開始打折。
我的被動生活，差不多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這一年的6月末，我從學校返回老家。回鄉的第三天，在一位朋友的介紹下，我進入到成立不久的市報社工作。找到這份工作之所以這麼順利，是因為在此之前，我已經在大大小小的報刊上發表了不少“豆腐塊”，拿着厚厚的剪貼本，我敲開了進入社會後的第一扇門。我設想着在這裏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那時候，我誤認為自己的人生從此開始將是一番坦途。
這種感覺持續了大約三四個月光景。在這三四個月裏，我確實學習了不少東西，對這份職業的領悟力也增強了。唯一不太滿意的是，我來了這麼長時間，還沒有領到一分錢的工資。
因為離家近，每個週末，我都要回村。看到父母一次比一次變得凝重的臉色，看着他們欲言又止的眼神，我慢慢發覺了對於我的空手而返，甚至屢屢向父母伸手要生活費的行為，父母已經不勝其煩。終於有一天，父親開始問起我工資的事情。我茫然着無法作答。
第二天上班後我就向報社領導鄭重提出了這件事。得到的答覆是：“報社暫時只依靠撥款勉強維持，因為沒有其他收入，只能讓你受委屈了。如果覺得不合適，可以另謀出路。不過，若能耐心些，我們儘量想辦法把你轉成正式員工，如果吃上財政飯，你這輩子也就沒什麼後顧之憂了。”我雖然心存疑慮，但還是勉強認同了這種説法。
在此後半年左右的時間裏，我斷斷續續地問過好幾次，説法基本沒有變。讓我耐心等等。再等等。我的信心在這種等待中受到了巨大的衝擊。我慢慢地認為自己只是一隻甘願被命運之手牽着走的羊。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了1998年6月份，因為生活無着，我再也抗不下去了。當時宣傳部的一位朋友有些同情我，説當地的煤炭運銷公司剛剛改組成集團，在四處物色新人，他説：“你應該去試試。”
我向報社總編反映了自己的想法，他放下手中的筆，説：“要不我幫你打個招呼吧。如果需要的話，再給你開份介紹信。”
這個結果，讓我有些吃驚。我點點頭，連“謝謝”都忘記了説。
我拿着總編開出的介紹信和一摞子刊發我作品的報紙去了郊區那家企業。負責招聘工作的是煤炭運銷公司的副經理。他和我説了一會兒話，就拍板了：“沒什麼問題，你去填一下表格吧。”
這是6月初的事。至於去煤運公司上班，是在6月8日。這一天，我記得很清楚。
命運的不確定性
正是從這裏開始，我有了一份領工資的工作。月薪是330多元，根據學歷劃分。同我前後腳招聘進來的本科生的月薪比我多50元。我沒有什麼不滿足。
我在煤運公司的主要工作是負責一些文書資料的起草。有一段時期，因為要出台一整套管理制度，我和幾個新來的大學生被抽出來參與這項工作。
這件事情耗費半年多時間，其間加班加點，心理上不勝其累。
還有一段時期是被抽去整理檔案，翻檢着那些頁面發黃的紙張，經常會覺得自己離生活是如此之遠。對於將來的不確定性，又慢慢地籠罩了我的生活。
只是，經常有人説起，老總在會議上又表揚我，説我的材料寫得怎麼怎麼好，可能只是簡簡單單的幾句話，卻被敷衍升值；只是，每個月，都有一份微薄但實在的收入，雖然慢慢地，覺得沒有所期望的那麼多，可是，一旦回想起那段無薪水生活，就再也懶得計較。許多年後，我看到一句話：“我是一個十分需要安全感的人。而這些都是安全感的一部分。”我覺得這個叫趙婕的人説出了我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