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門進門
不同的膚色説不同的話語，相同的節奏有不同的旋律。
自己的文化要自己來説明，自己的舞台有我們自己。
——吳克羣《將軍令》
一
民俗這東西，是脆弱的。脆弱的不能移動，不能搬動，一搬動，就要出問題。
但是有時候我們就喜歡搬動這些原本不能搬動的東西，就像熱衷於把那些古董從地底下挖出來，再送到世界各地巡展一樣。我們在宣揚文化的時候往往會忽視了其最重要的地域性，忽視整個文化存在的背景，甚至於忽視其存在的主體。僅僅單純是一種形式，就被我們當作所謂的“民俗”來分析。民俗度假村的苗族吐火，鬧市區的納西文字的書寫，以及燈光摧殘舞台上的所謂原生態歌曲，種種刻意的表現，最後導致的就是這種文化在產業化的結合下，走向了文化的反面。
文化走出了一道門，又走進了一道門，這就是文化的悖論。
二
一代大師費孝通説，文化是脆弱的，一旦脱離了其生存的文化圈就會走向衰亡，文化又是堅強的，走出去還能走回來，這種走回來就是需要一個族羣的集體反思，集體覺悟，最後終於變成集體的出走，或是説集體的迴歸。説白了，文化要沾點仙氣，這種仙氣就是在民族中的浸染。文化是民族的，然後才能是世界的。脱離了民族談文化，只是空談，同樣脱離了文化談民族，更是不可思議。
人們就在這樣的思議與不可思議中不斷反思，不斷向前。就在我們的民族中，都湧動着這樣的因素，比如説燦爛的中國紅，奪目的大地黃與大海的玄黑構成了中華民族的三原色，同樣，在北歐神話中，也是紅白藍三原色令人不斷遐想，不斷思考——紅的是火，白的是雪，藍的是天。
都是燦爛的紅，卻是兩種不同的視角。商鞅説，朱者赤也，赤者明也；斯特林堡説，紅色給了我燦爛的靈感，促使我的思想不斷奔放的前進。這就是民族文化的神奇！同樣的審美形式——無論是戲劇、文學、電影、音樂，還是這簡單的顏色，在不同的民族語境下，居然都會如此的不同，或許這是一種神奇，也或許這就是一種宿命，我們無法為自己的民族自決，也無法為這種審美定義。
紅色脱離了華夏大地，就不是燦爛的中國紅，白色從浪漫華麗的北歐神話中走出，就不再是令人心儀神往的雪白，亞述人眼中的白，就是一種愚蠢，高盧人眼中的紅，竟然是一種挑釁——不知是否和日後的西班牙鬥牛有着怎樣的神祕淵源？
在各個民族的文化中，往往會存在一種最基本，最原始的東西，這種東西的意義往往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精髓，比如説儺戲只能在湘西地區看到，走出了湘西地區的儺戲只能算是東施效顰；只有安溪的鐵觀音才是最純正的鐵觀音，其餘地方的鐵觀音，大抵只能算是模仿品種罷了，我們常常會因為這些東西而產生現代性的迷惑以及命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謂原生態文化，原生態藝術，所謂原生態，無非指的是文化的徹底民族性，徹底的原始性，這種民族性與原始性又不是做舊做出來的，而是與生俱來的。無論是走出來，還是模仿，結局都是不可想象的。其實這些道理老祖宗們早就洞若觀火——
桔生淮北則為桔，桔生淮南則為枳。
三
在不久之前，曾偶然和香港的同行一起出席了一次某縣級市舉辦的古琴文化節，同時出席的還有全國文聯黨組書記仲呈祥老師。主辦方熱愛傳統文化，並能在這樣一個傳統文化走向小眾傳播的時刻進行一次文化的詮釋，實在難得。但是整個佈景卻搭建在一個農村的集市之上，高雅的古琴演奏伴隨着殺雞宰鵝的聲音令人覺得有一種焚琴煮鶴的悲鳴，在演出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忽然出現了激昂的彝族原生態演唱，再一詢問，居然是彝族歌舞的一場演出。
無論是古琴還是彝族歌舞，從本質上看，都是高雅的原生態藝術。若是在涼山州的民族劇院裏面，或是中央民族大劇院裏面進行一次彝族歌曲的演出，都堪稱完美，但是卻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進行如此的演奏；古琴毫無疑問是高雅藝術，但是絕對不能置之於這樣喧鬧的市井當中。且兩者雖均為高雅，然審美形式不同，不合適的地方再加上兩者完全不同藝術形式的糅雜，説白了，就是一種大雜燴。
這並不能完全遷咎於主辦方，現在這個時代就是原生態文化、藝術“走出門”的時代。在酒店裏面看儺戲的人並不知道儺戲裏面表達的宗教儀式，站在集市中間的羣眾會為彝族歌曲中悲劇的情節而哈哈大笑，樂於觀看是表徵，缺乏理解是本質。對於原生態感興趣僅僅只是出於好奇，而非藝術的欣賞。好奇出不來真正的觀眾，自然也打造不出來真正的精品作品，在這場拙劣的演出中，我們看到的是行家裏手的哀歎，是大量真正觀眾的離席。
原生態文化是一種多樣的文化，這種文化就像胎兒根植於母體一樣。一旦離開了母體的胎兒，就不再是胎兒；一旦脱離了文化的原生態文化，就不再是文化，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不能苛求每一個文化審美者都去閲讀晦澀的《文化論》，馬林諾夫斯基的思想畢竟在學術界只是一種小眾的傳播形式，但是我們對於文化的層次，高下，形式至少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如果想去好好的拯救文化形式，或是想去對於所謂的原生態文化作出點什麼來，那就不要讓他們出門。
出來的，再讓他們回去吧。
四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中華總商會代表團來到了西南民族大學，對於四川地區少數民族文化的原生態保護提出了支援建議，就在這個支援建議簽署的一個月之後，西南民族大學再次派遣少數民族原生態藝術演出團去了台灣，深入了台灣原住民地區，進行巡迴考察演出。
文化就是這樣走來走去的。
作為治學於西南民族大學的一員，有記者採訪過我，問我如何看待藏彝羌族等文化形式深入台灣原住民地區？這是否會導致原始文化的衝擊？我説不會。
為什麼不會？記者追問。
只要是同等的文化，並且同樣發端於最原始的原生態文化結構，兩者碰撞，不會出現在文明程度上的誤差，只要在文明程度上沒有誤差，一切都能合理地發生發展。
這決非危言聳聽，也決非自以為是。早在上個世紀初，人類學家康提留斯就説過，文化是一種特殊的人羣關係，必須適應於同閲歷的文化層次。
無論是藏族文化還是鄂倫春族文明，抑或是台灣原住民，在社會文化學的形態上，都沒有太大的區別，我現在害怕，害怕原始的文明突然暴露在現世之上，弄巧成拙，原生態變成了再生態，最後終於變成了原死態。
去每一個風景區，我都謝絕觀賞所謂的原生態舞蹈，就像厭惡那裏的假紀念品與假特產一樣。在洛帶古鎮買特產買到江西的紙傘，不正宗；在湖南鳳凰喝地方茶居然是四川峨嵋山的茶葉，實在是不敢恭維；同樣，諸位所能看到的原生態舞蹈，也是變味的，更是不可靠的。
既然這樣，那就沒有必要再看了。
挽救原生態，不止是讓“出門”的全部“進門”，我們必須明白，有很多東西是不能拿出來看的，就讓它長存在深山裏面。這對於我們研究一個民族的族羣，中華民族的文化狀態，這些上層建築的東西，都大有好處。曾經在報紙上看到過一個消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某位縣級文化局長，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與解決縣裏面的財政問題，私自將縣城唯一一所秦墓鑿開——縣裏面的經濟危機是解決了，他本人的好奇心也滿足了，但是事後我們才知道，那卻是我國唯一一所能知道地點的秦全俑墓葬，如果不打開，僅僅從墓室形狀上分析，就能就某種文化結論寫出幾十本專著，可惜墓室被粗魯地挖掘了，我們只有單從陶片分析，專家稱，得出同樣結論至少要遲到三十年。
人類總是在相同的錯誤上進行不同形式的認錯。我常常反思一些所謂的地方的民族歌舞團，劇團走向產業化是必然，但是民族文化是神聖的，不是雜耍。苗族文化的吞針吃火上刀梯，都是有着嚴格宗教儀式的限制，比如説刀梯的刀是幾把，代表着不同宗教儀式的不同規格，這些符號學的研究對於整個苗蠻宗教甚至中國西南邊疆史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是現在一些所謂的劇團負責人根本不考慮這些，觀眾關心的，是這些演員如何能如此不怕劃傷——於是人類本我的變態心理產生了，刀片越多越有看客，最後全國的劇團變成了特異功能的大比拼，等到民俗學家來研究的時候，全部傻了眼，只要你捨得掏錢，他可以順着刀梯爬到桅杆上去——如果你願意，他還可以繼續往上爬，直到地球物理學的極限為止。
如此荒唐。
五
我們都是中國人，原生態文化是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
曾經在人民網的一次大型論壇上，我表示了要捐出版税，來保護國內物質類文化遺產。結果一不留神成為了全國第一個保護物質類文化遺產的作家，時過境遷，現在我還要繼續呼籲，我們要保護原生態文化遺產，要徹底的保護我們的思想家園。
路漫漫，開門何其容易，關門惘之時日？
作者補記：對於民族文學中原生態的歌謠，以及真正意義上的民族文學作品，筆者也有過一段時間的探索。筆者一直認為，真正的原生態、純民族性的東西，必須是以民族的話語結構為基礎的。就此，就此類問題筆者撰寫的學術專著《民族文學文化學的多元化視野》擬於2007年5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暫定）出版，歡迎大家繼續與我探討此類話題。(作者自評)
不同的膚色説不同的話語，相同的節奏有不同的旋律。
自己的文化要自己來説明，自己的舞台有我們自己。
——吳克羣《將軍令》
一
民俗這東西，是脆弱的。脆弱的不能移動，不能搬動，一搬動，就要出問題。
但是有時候我們就喜歡搬動這些原本不能搬動的東西，就像熱衷於把那些古董從地底下挖出來，再送到世界各地巡展一樣。我們在宣揚文化的時候往往會忽視了其最重要的地域性，忽視整個文化存在的背景，甚至於忽視其存在的主體。僅僅單純是一種形式，就被我們當作所謂的“民俗”來分析。民俗度假村的苗族吐火，鬧市區的納西文字的書寫，以及燈光摧殘舞台上的所謂原生態歌曲，種種刻意的表現，最後導致的就是這種文化在產業化的結合下，走向了文化的反面。
文化走出了一道門，又走進了一道門，這就是文化的悖論。
二
一代大師費孝通説，文化是脆弱的，一旦脱離了其生存的文化圈就會走向衰亡，文化又是堅強的，走出去還能走回來，這種走回來就是需要一個族羣的集體反思，集體覺悟，最後終於變成集體的出走，或是説集體的迴歸。説白了，文化要沾點仙氣，這種仙氣就是在民族中的浸染。文化是民族的，然後才能是世界的。脱離了民族談文化，只是空談，同樣脱離了文化談民族，更是不可思議。
人們就在這樣的思議與不可思議中不斷反思，不斷向前。就在我們的民族中，都湧動着這樣的因素，比如説燦爛的中國紅，奪目的大地黃與大海的玄黑構成了中華民族的三原色，同樣，在北歐神話中，也是紅白藍三原色令人不斷遐想，不斷思考——紅的是火，白的是雪，藍的是天。
都是燦爛的紅，卻是兩種不同的視角。商鞅説，朱者赤也，赤者明也；斯特林堡説，紅色給了我燦爛的靈感，促使我的思想不斷奔放的前進。這就是民族文化的神奇！同樣的審美形式——無論是戲劇、文學、電影、音樂，還是這簡單的顏色，在不同的民族語境下，居然都會如此的不同，或許這是一種神奇，也或許這就是一種宿命，我們無法為自己的民族自決，也無法為這種審美定義。
紅色脱離了華夏大地，就不是燦爛的中國紅，白色從浪漫華麗的北歐神話中走出，就不再是令人心儀神往的雪白，亞述人眼中的白，就是一種愚蠢，高盧人眼中的紅，竟然是一種挑釁——不知是否和日後的西班牙鬥牛有着怎樣的神祕淵源？
在各個民族的文化中，往往會存在一種最基本，最原始的東西，這種東西的意義往往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精髓，比如説儺戲只能在湘西地區看到，走出了湘西地區的儺戲只能算是東施效顰；只有安溪的鐵觀音才是最純正的鐵觀音，其餘地方的鐵觀音，大抵只能算是模仿品種罷了，我們常常會因為這些東西而產生現代性的迷惑以及命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謂原生態文化，原生態藝術，所謂原生態，無非指的是文化的徹底民族性，徹底的原始性，這種民族性與原始性又不是做舊做出來的，而是與生俱來的。無論是走出來，還是模仿，結局都是不可想象的。其實這些道理老祖宗們早就洞若觀火——
桔生淮北則為桔，桔生淮南則為枳。
三
在不久之前，曾偶然和香港的同行一起出席了一次某縣級市舉辦的古琴文化節，同時出席的還有全國文聯黨組書記仲呈祥老師。主辦方熱愛傳統文化，並能在這樣一個傳統文化走向小眾傳播的時刻進行一次文化的詮釋，實在難得。但是整個佈景卻搭建在一個農村的集市之上，高雅的古琴演奏伴隨着殺雞宰鵝的聲音令人覺得有一種焚琴煮鶴的悲鳴，在演出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忽然出現了激昂的彝族原生態演唱，再一詢問，居然是彝族歌舞的一場演出。
無論是古琴還是彝族歌舞，從本質上看，都是高雅的原生態藝術。若是在涼山州的民族劇院裏面，或是中央民族大劇院裏面進行一次彝族歌曲的演出，都堪稱完美，但是卻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進行如此的演奏；古琴毫無疑問是高雅藝術，但是絕對不能置之於這樣喧鬧的市井當中。且兩者雖均為高雅，然審美形式不同，不合適的地方再加上兩者完全不同藝術形式的糅雜，説白了，就是一種大雜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