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豔經典語錄

· 即使是“養在深閨人不識”，文學期刊也仍是當下文壇的一個重要的聲音，從發稿量來看，它至少支撐起了文學的半壁江山。20xx年的文學期刊有了一些新的變化——傾向於現實性的期刊越來越多，一些期刊本身定位就是現實性而在這一年更是強化了這一點，一些期刊是重新定位嘗試將現實性作為辦刊的核心理念。 —— 王虹豔語錄

· 一年下來我們能夠閲讀到的較好的作品與閲讀量相比可謂少得可憐，很多問題其實是一目瞭然的，比如題材的雷同化，關於婚外戀、犯罪、底層的作品幾乎佔據了多數的版面，而即使是在這幾個題材領域，小説也大多侷限在淺層次的敍述中，多數作家並不具有深度意識。

· 我想文學期刊存在的價值之一就是它鼓勵了眾多新作者的創作，同時它讓堅持的人堅持下來，懷疑的人離去，在它所形成的文學磁場內，我們老生常談的關於愛與美、自由與真理的夢想仍然是它最具有魅力的部分，它對於眾多差作品所表現出的足夠的忍耐力，是基於對偉大作品的執着。

· 因為工作的關係，這兩年我讀了大量的文學期刊上的作品，每年千萬字以上的閲讀所帶來的欣喜與失望，直接讓我反思行進中的中國文學。20xx年底的時候，當我坐下來想要認真梳理一年的閲讀時，發現實在找不到寫作的興奮點，現在20xx年也結束了，我想起魯迅筆下九斤老太説的話：一代不如一代。這或者是一個過於令人喪氣的想法，最好的假想是文壇正在青黃不接中——八十年代成名的那一代作家慢慢隱退，新的作家正在成長中，我們也當有所期望。

· 當代女性散文經歷了一個從沉默到喧譁的過程。五、六十年代及至文革期是女性散文的沉默期，但是新時期之後，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國女性散文出現了多種聲音的合唱——新潮散文、老生代，新生代，小女人等等，這使女性散文一時間眾聲喧譁，從而也進入到了女性散文創作的高峯期。

· 建國後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中國散文總體上來説依然有所成就。建國初期，延安散文的模式被繼承了下來，通訊、特寫成為主要的文體形式，其內容多是表現革命時期的艱苦奮鬥的傳統，著名人物的豐功偉績，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時期的新人、新事、新思想。作為一種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的文體，散文往往更容易被現實中的各種政策方針所左右，這在十七年時期得到了印證。 —— 王虹豔名言

· 文革後的散文界，作為一種精神領域的撥亂反正，人們開始重視寫真實、説真話。文革十年的“神聖”謊言已經被揭穿，但是人們心裏的謊話，甚至於在無意識中對自己説的謊話卻沒有消失。

· 新時期初期，很多女性散文依然受到十七年詩化散文的影響，體現出一種精緻的詩意與剋制，讚美文革後的中國城鄉的大變化，對黨的政策的謳歌，對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好人好事、真善美的捕捉，注重抒情敍事結合、兼有議論，也和十七年的散文一樣，缺乏衝擊力與批判意識。這樣的文章往往注重開頭的懸念，起承轉合，展現出的自我是一個充滿童心、沒有邪念的人，但缺乏洞察力，是一種心志沒有受到污染、也同樣沒有發展健全的人格。

· 關於底層的敍述也存在着一些問題，如矛盾的簡單化，把底層人的悲慘境遇簡單地歸結為村長或者包工頭的腐敗或剝削，並在富人與窮人、城市與農村之間劃上了簡單的道德與非道德的對立。

· 底層寫作觸及到了社會方方面面的問題，但是對於小説來説問題並不是全部，作者以怎樣的想像力和敍述方式將問題帶入文學的層面，從而通過具象而給讀者帶來更多的現實以及審美的啟示，這個是重要的。而當前的底層文學欠缺的不僅僅是深度思考的能力，更有藝術上的表現力問題，而這也恰恰決定了底層文學能夠走多遠。 —— 王虹豔語錄

· 雖然我們不會完全認同於“文學是歷史的書記員”這樣的説法，但是在文學反映當下中國人的婚戀狀態時，它確實是一個合格的書記員。整整一年的作品讀下來，沒有婚外情、離婚、偷情這些素材的小説實在不多，區別在於有的小説在質問這種行為是不是道德的，有的則不再質問，而直接把這些元素當成小説情節發展的一個重要線索。

· 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近幾年來在文學中與同性戀有關的題材逐漸多了起來，同性戀或作為小説的一個核心內容或作為小説的一個元素，都在另一個層面上切入了我們並不瞭解的生命以及愛情的陌生地帶。

· 同性戀作為少數人的真理很容易令人想到現代以來一切“少數派”的權力運動，如種族問題、女性主義等等，因而它也天然地成為一個具有多元意義的文學表述對象，但是真正的同性戀文學應該不是事件層面或發生層面的，我們更關注的是存在層面的同性戀——作為人類存在之一種，它以怎樣的方式喚起我們關於愛與自由的想像。

· 相較於熱鬧的圖書出版市場和網絡文學，文學期刊毫無疑問是寂寞的。每一年多數的文學暢銷作品由出版社走向讀者，而由學期刊發表的大量的中短篇小説、散文、詩歌、報告文學等等，多數都自生自滅，或者只是在一個小眾的圈子產生影響;人們更多記得的可能是某網站關於年度作家或作品的的評選，每一年各大期刊的評獎活動最後不過是報紙邊角處的短消息，能夠進入公眾視野的少之又少。

· 每一個大都市裏都有像安妮寶貝這樣的女子，她們是城市的過客，生活在繁華的暗影下，宿命般地被排斥在異鄉人的世界裏。她們用整個生命哭泣與微笑，拼盡全力捍衞自己幻想的權力，拒絕中庸平淡。但是城市只承擔她們的幻想，卻從來沒有成全過她們。而在暗夜的狂想裏，城市逐漸成為心上的一道傷口。她們深陷於一種自在的迷茫中，找不到返鄉的路，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 紛亂的城市裏唯一永恆的傳奇便是愛情，但是愛情已經蜕化成文字域裏的一種想象。正是在這裏，我想我能夠明白安妮寶貝們對於文字的執迷——每一次寫作都是與幻覺最近的時刻。就像落水的人渴望臂膀，迷途的人需要方向，安妮寶貝們將虛構視為一種救贖。

· 對於很多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而言，寫作與文學是兩個概念。她們可以將寫作視為生活方式，但是，對於文學她們並沒有什麼責任感。説到底，寫作只是一種行為，而文學則意味着創造。寫作某種意義上只是小資生活趣味的一部分，作為一個寫作的女人，本身就意味着自由、另類，意味着不同凡響，或者説是一種精神生活的可能性。

· 我們只是一個觀望者——站在審美的立場，最後悲憫於一切的無常，我們並不知道救贖之路到底在哪裏，在這樣一個時代，做一個審美主義者也許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 如果我們翻開二十世紀中國女作家的作品，這樣一個事實是非常清晰的：在大多數女性文本中，母親與愛情是經常出現的主題，關於母親，她既是女兒的守護者又是她們的對立面。

· 在普遍的抒情化、簡單化的時代，張潔依然力圖在敍事的輝煌帷幕中開啟她晚年的一部大戲，細節性的再現，哲理性話語的彰顯，人們久已疏忽的或是不願再去經營的典型與細節，終於被大氣的張潔撥亂反正，《無字》在延續作者以往作品的精髓上是一個集大成者，但是它卻並未開闢出更多的話語空間，這也是令人遺憾的。 —— 王虹豔名句

· 和世紀初的很多個年頭一樣，20xx年的文壇並沒有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我們看到的喧譁無非是來自圖書市場炒作的名家或80後，還有網絡上流行的奇怪的“詩歌”，以及文學官方機構權力的更替，這個時代能夠沉澱下來的屬於文學本身的東西少之又少。如果百年後人們書寫這一時期的文學史，大概會吝嗇到不落一字吧。

· 這是近幾年文學創作中最重要的現象，“底層寫作”是關於底層的書寫，而不是底層人自己的寫作，它與一度非常熱鬧的“女性寫作”的概念方式恰好相反。現階段“底層寫作”雖然不能構成大規模的創作思潮，但是毫無疑問已經成為一種創作現象。

· 作家的視野突然聚焦到底層，原因有很多，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國社會現狀帶來的啟示，大量的下崗工人、農民工、貧困農民，迅速從社會階層中剝離開聚合成一個浩大的弱勢羣體，和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相比，這一羣體的特徵越來越鮮明，其面臨的境遇也越來越殘酷，就中國近幾十年的文學發展來看，社會以及文化現象很容易便演化成文學現象，更何況很多作者的經濟狀況就在“類底層”之中，他們關於底層的敍述其實也是關於自身生活狀態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