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選擇的故事
每一次挫折，都留下一處傷痕，每一處傷痕，讓我又多了一雙看世界的眼睛。也許你會笑我的選擇太傻，但我的執著，促使我作出了自己的選擇，我永遠堅信。下面是本站小編為您整理的關於選擇的故事，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關於選擇的故事篇一：逆境中的選擇
在我大學畢業工作第五個年頭的初冬，得悉父親病逝的噩耗，我迅速趕回老家，哪想母親也因多年勞疾而一病不起。
料理完父親後事，在趕回省城的前一天，我去鎮中學看望了我讀國中時的班主任老師。望着老師慈祥的面容，回想父親的離去，母親的病痛，加之城裏的妻子下崗，兩歲的兒子又是先天痴呆，我不禁淚眼婆娑，將一腔苦水傾訴給老師。只見老師睜大眼睛，緊緊拉住我的手，嘴脣微微發顫地訥訥道：“不哭，孩子，不哭，跟我做飯去，做飯去……”
同十多年前一樣，他仍是獨自起灶，飯食也還是十分儉樸。他先在一隻鍋里加上水，放入五個用鹽醃泡過的生鴨蛋，再把它放在煤爐上，爐火很旺，鍋中水很快滾開了。10分鐘後，他取出煮熟的鴨蛋，又把洗好的紅薯放入燒沸的開水，半小時後，紅薯也煮熟了。
老師將它們一一撈出，洗淨鍋又重添清水，在火上燒開，然後均勻地攪進玉米粉。熬煮成一鍋黃澄澄的玉米糊糊。
很快，老師和我將熱騰騰的飯菜擺好一桌，其中除三碟家鄉小菜外，刺激我食慾的仍要屬剛煮熟的鴨蛋、紅薯和粘乎乎的玉米糊糊了。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用這幾樣食物招待你嗎?”老師摘下掛滿水汽的近視鏡，眯眼温和地對我説。
“城裏罕見，讓我嚐鮮吧?”
老師搖頭笑笑，遞我一個鴨蛋，要我剝開觀察顏色，又拿起一塊紅薯叫我嚐嚐，隨後又指指那碗玉米糊糊問我香不香。
按照老師的要求，我把圓溜挺實的鴨蛋剝好託在掌心，嚐了嚐綿軟甘甜的紅薯。又聞聞香噴噴的玉米糊糊，不住點頭，誇讚故鄉的食物實在可口怡人……
“難道就只這樣麼?”見我茫然，他滿含温情地説：“你該用心去看、去嘗、去聞，才會品出些什麼，不是麼?對於三種食物來説，滾燙的開水是他們共同的逆境。面對逆境，它們的表現卻大不相同啊——拳頭硬實的紅薯進入開水後逐漸變弱變軟，失去了自身的本性。一向被一層薄薄外殼包裹而身軀呈液態的鴨蛋，一經開水的洗禮，整個內臟竟變得堅韌硬實。更令人驚歎的是玉米粉攪入開水後，透明無色的水反倒被它們改變了……
陡然，老師的話引起我內心強烈的震憾!
自此，我時常咀嚼品味恩師的教誨，從而不斷激發我生命的活力，因為他教會我面對逆境該如何抉擇——與其軟弱屈服，不如頑強抗爭，奮力改變它，做駕馭生活的強者!
關於選擇的故事篇二：有選擇地較真
某期電視訪談節目，嘉賓是著名演員、導演姜文。
一位場外觀眾問姜文：“大家都知道您是一個愛較真的人，不知道在《讓子彈飛》的拍攝過程中，有沒有和演員較真?”
提問者話音一落，現場頓時響起一片期待的掌聲。姜文下意識地坐直了身體，不好意思地説：“我的確是個愛較真的人，很多跟我拍過戲的演員都説，別看在熒屏上光鮮得很，但姜導一較真，我們只能叫苦了。”
姜文回憶説，當時拍《讓子彈飛》時，自己的確在很多地方都有些較真。比如，就邵兵、廖凡、張默三個大男人在劇中所騎的馬，姜文就和相關人員較起了真。他認為，這三匹馬一定得是純種馬，這樣才能體現出麻匪的個性。而負責這項工作的人卻提出了相反的意見：“馬的品種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能透出一股子精神!”就在姜文放不下這個問題時，周潤發拍拍他的肩膀説：“老弟，你這麼愛較真，真碰上要較勁的地方你還有勁可較麼?”
姜文一臉虔誠地説，周潤發的這番話，對自己來説無異於醍醐灌頂。説到這裏，在訪談現場的姜文用手拽了拽自己的衣服，像個大男孩似地説：“我覺得發哥説的那句話太有哲理了，從那以後，我學會了有選擇地較真，不值得較真的就算了，由它去。”
學會選擇性較真，就不會被無足輕重的瑣事耗費力量，才能把足夠的精力放在需要用勁的地方;學會選擇性失聰，就不會被流言蜚語擾亂心緒，才能更好地做到與人為善;學會選擇性失明，種種不公便動搖不了你為人處世的原則，生活的小船才會安全地行駛於正確的航道;學會選擇性失憶，切斷那些干擾心情的往事，自己方能沒有負擔地踏步前行……
關於選擇的故事篇三：史蒂芬娜的選擇
史蒂芬娜帕得戈斯卡剛把妹妹海倫娜打發上牀，就聽到一陣敲門聲，她打了個寒噤。這是1942年，3年來，波蘭東南部成了希特勒帝國的一部分，普熱米什爾城也到處都是蓋世太保特務和正要開往蘇聯前線的士兵。史蒂芬娜感覺得出，她和8歲的妹妹進進出出時，那些人的眼睛就在她身上掃來掃去。她的父親戰前就死了，母親和哥哥被迫去德國當勞工，史蒂芬娜不得不在一家工廠當機器操作工，以維持自己和妹妹的生活。
敲門的是誰?是德國士兵嗎?心情沉重的史蒂芬娜把門開了一道縫，門口是一個滿身傷痕和泥漿的粗壯男人。他低聲説道：“弗西婭，我需要幫助。”弗西婭，好朋友才這麼叫她。史蒂芬娜認出來人是27歲的猶太人約瑟夫布茲明斯基，德國佔領普熱米什爾時，史蒂芬娜曾在他們家幹過活，他們家人早就把她當成了可以信賴的朋友。
約瑟夫坐下來後問：“能讓我在你這兒待一夜嗎?”當時，德國人説誰敢藏匿猶太人，格殺勿論。她想幫這個落難人，但能拿自己甚至妹妹的生命冒險嗎?
孩提時，有一次幾個孩子欺負一個猶太男孩兒，母親制止了他們，她對史蒂芬娜説：“我們大家都是同一個上帝的孩子。”想起母親的教誨，史蒂芬娜明白了自己該怎麼做。她撫摩着約瑟夫青腫的臉，説：“你當然可以留下!”
她泡茶時，約瑟夫講述了事情的經過：納粹掃蕩了猶太人居住區，把他的雙親和其他許多人裝進了悶罐車廂運到死亡集中營去了。他和他的一個弟弟被迫上了另一列火車，火車開動後，他用藏在口袋裏的刀割斷了封住車廂小窗口的鐵絲網，然後逃了出來。“只有你這兒我才能來。”約瑟夫説。
兩星期後，約瑟夫潛回猶太區，找到了小弟弟哈耐克及弟媳達娜塔，還找到了他們家的老朋友威廉沙倫格博士和他的女兒朱迪，以及一位快60歲的牙醫和他的兒子。約瑟夫偽造了一個可以在城裏自由出入的身份證，在史蒂芬娜的幫助下，他偷偷地把食物送給那些人。但後來身份證丟了，他只好又回到了史蒂芬娜家：“弗西婭，你能找個房子把我們這些人藏起來嗎?”史蒂芬娜明白，如果藏起他們，她和妹妹可能會死，但是如果拋棄了他們，她無疑會在精神上死亡。最後她説：“如果找得到這樣一個房子，我會去做的。”最終，她在塔特斯卡大街3號租了一座帶着兩個房間、一個廚房和一個閣樓的屋子。
逃亡者們陸續來了，先是約瑟夫和牙醫的兒子，然後是沙倫格博士和他的女兒，隨後是牙醫。接着他們接到牙醫的一個朋友的便條，她想和兒子、女兒一起加入他們。她暗示説，如果被拒絕，就去告發他們。史蒂芬娜很生氣，但還是接納了她。牙醫又懇求史蒂芬娜接納他侄兒夫妻倆。最終，哈耐克和達娜塔也來了。
最後一個來的是猶太郵遞員，這樣一共有13個猶太人住在這裏。當普熱米什爾猶太區剩餘的猶太人被送往死亡集中營時，史蒂芬娜意識到自己的決定是正確的。
後來，約瑟夫在閣樓上做了一面假牆，在偽裝好的門後有足夠的空間讓他們13個人睡覺。在得知他們隔壁就住着一個納粹分子後，約瑟夫他們變得更加謹慎。因為有人睡覺打鼾，約瑟夫就安排人夜間值班，誰打鼾就會被捅醒。
史蒂芬娜的朋友來訪也是個問題，還有一個年輕人，愛上了她，一待就是一整夜。有一次牙醫咳嗽發作，差點兒憋死。追求者走後，約瑟夫讓史蒂芬娜買來一張英俊的德國軍官的畫像掛在牆上。晚上，追求者來了，問道：“那是誰?”“我剛找的男朋友!”史蒂芬娜説。從此追求者再沒在這條街上露面。
逃亡者用來買食物的錢花完了，史蒂芬娜不得不利用工廠午飯休息時間織毛衣賺錢，沒想到毛衣很快就賣了出去。從此，這夥人夜以繼日地工作，顧客們沒有注意到史蒂芬娜是怎麼生產出那麼多織物的。
1943年底，德國人在戰爭中失利，開始撤退。幾個月後的一天，一個納粹軍官敲開了史蒂芬娜的門，説部隊在街對面設了一家醫院，要她騰出房子給護士住。約瑟夫建議她和海倫娜到鄉下去躲一躲，他們剩下的人要和納粹分子決一死戰。但史蒂芬娜平靜地説：“我不離開你們，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很快，納粹軍官又回來説：“你不用走了。我們只要一個房間，給兩個護士住。”
一星期後，護士搬了進來。白天，她們待在醫院，但晚上常常把德國士兵帶回來，在卧室裏熱熱鬧鬧地聚會。一天下午，兩個護士回來很早，跟着來的是兩個帶槍的士兵。4個人低聲談論着，突然，一個護士爬上了通往閣樓的梯子!
躲在假牆後的約瑟夫聽到腳步聲，發出了信號，每個人都彷彿凍住了。他透過小孔，看見樓梯頂端冒出了一個金髮腦袋，護士皺着眉打量了一下就下去了。不一會兒，4個德國人離開了屋子。大家終於鬆了一口氣。
過了幾天，新的麻煩又來了。德方管理人宣佈，工廠準備拆散，遷往德國，這意味着史蒂芬娜沒有了薪水。大家只好拼命編織，但一件毛衣掙來的錢僅夠他們吃3天。市場上的毛線供應也沒保障，他們整天在飢餓中捱過。
一天早晨，望風的約瑟夫大叫：“德國人要走了!”3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德軍士兵耷拉着腦袋灰溜溜地走過塔特斯卡大街，這是逃亡者最後看到的納粹形象。
確認自己安全後，13個逃亡者衝下閣樓，湧上了大街又笑又叫：“德國佬滾蛋了!”興奮的約瑟夫先是緊緊地擁抱了海倫娜，然後久久地擁抱了她的英雄姐姐。
1945年戰爭結束後的幾個月，約瑟夫向史蒂芬娜求婚。史蒂芬娜逗他：“你説只待一個晚上，現在卻想待一輩子?”
1961年，夫婦倆移居美國，約瑟夫在波士頓郊區開了家牙科診所，他們生了一兒一女。海倫娜結婚了，她也當了醫生。
史蒂芬娜和約瑟夫曾參加了美國華盛頓的“浩劫紀念館”落成儀式，參加這一儀式的有以色列、波蘭、美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首腦。紀念館提醒人們：“在最邪惡的時期，人們能忍受痛苦，也能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