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叔陽簡介

故鄉雜憶

作者：蘇叔陽

日寇的鐵蹄正踐踏着故鄉的山河。上國小時，每逢上日語課前，同學們就在操場上磨掌心以備捱打。你用磚頭，他用單槓、雙槓，一個個慷慨就義的模樣。這是一道悲壯又淒涼的風景線。

我生在河北省保定市，按照現在的習慣就算是保定人。現在人們已經不談什麼籍貫了，有的連籍貫是什麼意思也不清楚。我的籍貫即“老家”是河北深州。

宋代的大詩人蘇軾的籍貫是河北趙州欒城，離深州不遠。按現在的習慣，我也應當死拉活扯地跟蘇軾套近乎，硬説自己是他老先生的第幾十代孫，好去唬人。不過我想不出這對我有什麼好處，説不定還會讓蘇軾的真後人揭露騙局，弄一身臊。現在這種事不少，我不打算湊熱鬧。

我生在1938年舊曆八月二十日，剛剛過了中秋節，月亮還來不及完全消損，人的生活卻消損了許多。因為保定是淪陷區，日寇的鐵蹄正踐踏着故鄉的山河。我生而為亡國奴，在失國的憂憤中長大，影響了我的一生。記得隔我家向北六七個門，是一家日本特務機關。經常在半夜裏傳出瘮人的慘叫聲，讓幼年的我驚醒，躲到媽媽的懷裏。保定原是個繁盛而安詳的小城，清澈的府河從南關流過，雙艚的大船順流而下，直達天津；京漢鐵路從西門外伸向北京。這水陸碼頭，外加悠遠的歷史，使她成了華北平原上一座文化古城。人口不多，也就8萬至15萬人的規模。文盲很少：省政府、市政府的公務員，自然認得字，不然連“等因奉此”的公文也無法擺弄；報館、電台的工作人員，也不會是文盲；還有三所大專學校，教授、大學生，水平當然遠超於文盲；（如今，保定的兩所大學仍然是全國著名的學府）至於中學、國小，數量、質量都在河北省的前列；此外還有數目可觀的工商業者。無論行商、座商、工業主多多少少得識字、會算賬。這些人加在一起佔了人口的大多數，文盲只能在舊軍人、家庭婦女、僕人、窮人和進城幹活的農民中去找。我如此不厭其詳地分析當時保定人口的狀況，是有感於當下的電視劇，在反映抗日戰爭時期的保定時，那氛圍基本不對。保定不是寂寥的農村，也不是嘈雜的市集，是座文化古城，那幽靜古樸的氛圍是文化不高的今之俊男靚女不能想象的。在那幽遠之中暗含着肅殺、恐怖、憤怒和反抗的地火以及希望，這便是我幼年時的保定。這氛圍在幼稚園裏都有表現。我3歲多上幼稚園（幼稚園是日語，今之幼兒園是也），至今記得那裏的情形。孩子們穿着圍嘴，口袋裏裝一塊手絹兒，手拉手，在老師風琴的伴奏下，轉着圈各自走向自己的座位。我至今留戀那優雅的風琴聲，也記得彈風琴的老師的背影：披肩的長髮微微地卷着，天藍的長袍外穿一件白色的坎肩，她的手指在琴上滑過，便有一串温柔的音符在我的心頭流過。我不記得她的面容，但我總覺得應當美麗又恬靜。有一天，她沒來上課，沒有琴聲的教室顯得陰冷。下課時園長曹老師睜着又紅又腫的眼睛對來接我的媽媽説了什麼，媽媽呆呆地愣了一會兒，拉起我匆匆回家。晚上睡覺時媽媽對我説，音樂老師讓日本人抓走了。她伸出手指警告我，不許告訴別人。我一宿沒睡好。第二天上學時，發現所有的家長都來了，都跟曹老師握手、點頭，什麼也不説。那無言的沉重，讓我始終記得曹老師。她如今已在天國，或者同風琴老師在一起度着那無盡的天年。

上國小了，要學日語，這幾乎是所有中國學生的不願與災難。日語要留作業，再上日語課時要檢查，不會就要挨板子。同學們寧願捱打也不願學日語。那時誰的日語學得好，誰就被人瞧不起，被稱之為“小日本兒”，經常遭人暗算，被偷打一頓的。每逢上日語課前，同學們就在操場上磨掌心以備捱打。你用磚頭，他用單槓、雙槓，一個個慷慨就義的模樣。這是一道悲壯又淒涼的風景線。我那時討厭日語，“呀衣無艾嘔”地沒完沒了，直到今天，我也弄不明白“啊呢啊多”和“撒要那拉”的區別。聽説李登輝先生的日語好，那是因為他是日本人“武男樣”，我這樣頑固的中國人，沒法和他比。人家打算好了，死後也和他的“令尊”大人一樣被奉祀在東京的靖國神社。不過我敢説，從日寇鐵蹄下生活過來的中國人，沒有多少人喜歡他的，他將被歷史釘在恥辱柱上是肯定的了。

1944年夏，我和小夥伴們在街上玩。一隊日本憲兵牽着大狼狗沿街巡行，一條狗忽然向我撲來，在我的左腳腕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頓時鮮血如注，日本兵笑笑，抓了些糖果扔下，走了。媽媽急忙抱起我跑到小醫院急診。還算好，腳沒有被咬斷，只留下一個長長的疤，讓我至今耿耿於懷，讓我再沒辦法打破100米跑奧運會紀錄。這一次的被狗咬給我留下幾十年的心理陰影，只要聽見狗叫，我就頭皮發麻，渾身發緊，按照法律，日本憲兵應當賠償我身心的損失。當日本投降的消息在古城飛揚的時候，人們笑着、流着興奮的眼淚，又唱又跳，提燈遊行。白天，人們興奮地傳告：中國軍隊要來了。幾天後，一個細雨紛紛的上午，我和同學們踩着爛泥從車站旁迎來穿着灰軍裝的部隊。那高興今天依舊在心頭翻滾。過了許多年我才知道：那光復故鄉山河的部隊是八路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