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叔湘簡介
呂叔湘：人民的語言學家
紀念呂叔湘先生誕辰百年
呂叔湘在題詞
呂叔湘全家合影
在我的印象中,呂先生平時言談中很少直接涉及政治,但凡是對他有所瞭解的人,都能夠清晰地感受到他內心對民族對國家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總結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特點時曾説 中國上一代知識分子的內心有個“志”,這是其人生的着落;“匹夫不可奪志”,其志就是愛國、學術,學術的根子是愛國。這些話真是説到了根上,可以作為對呂先生思想的最簡約而深刻的詮釋。
呂先生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打下了古典文獻和西學的功底。在後來的學術實踐中,又能貫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既借鑑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又立足於漢語的實際,堅持求真務實的學風,所以能夠始終站在學術潮流的前面,取得一系列既有理論建樹又有方法創新的成果,成為我國現代語言學的開創者之一。
20多年前,當代語言學開始在我國傳佈流行,有很多學者都驚奇地發現,呂先生早年的學術研究、學術觀點有不少跟當代語言學尤其是功能語法學説的要義不謀而合。上個世紀50年代,結構主義思潮在國內盛行,語法學借鑑於按意義劃分詞類容易導致詞無定類的結局,因而主張用語法標準劃分詞類。呂先生一方面積極推動按語法標準劃分詞類,仔細研究各類標準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另一方面,他又在幾乎人人強調語法標準的時候,提醒大家注意詞類的語法差異背後的語義基礎,並把是否符合語義作為判別詞類劃分好壞的標準。基於對大量語言事實的深入調查,呂先生看到類別之間經常存在難以判然劃分的界限,他從不主張把那些邊緣性的單位説一不二地歸入某個類別,而且把界限模糊看作語言學中分類學的常態,認為界限模糊也不影響類別存在的客觀性。呂先生對詞類背後的語義基礎的認識,對類別邊界模糊的認識,都是功能語法後來引為基本共識的觀念。
出版於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文法要略》是呂先生的成名之作,書中分“詞句論”和“表達論”兩部分,首創以表達範疇為綱論述漢語語法系統的先例。當學界盛讚“表達論“的創新價值時,呂先生卻坦言,這本書的寫作受到法國學者ferdinandbrunot《思想和語言》一書的啟發,“如果説我的書裏有什麼創造,那也只是在個別章節的細節上,至於全書的佈局,我是不敢掠美的。” 《呂叔湘全集》第十九卷《致郭紹虞》 呂先生的這番話,表現了一位真正的學者所具有的謙遜與誠實的品德;但不可否認的是,呂先生心有靈犀,認識到從意義出發的路子更適合沒有多少形態變化的漢語,並把這種認識創造性地付諸實踐。過去的評論多從語言教學和適用的角度稱讚“表達論”的價值,而現在,人們從當代語言的角度,進一步認識到“表達論”在理論和方法上的創新意義。當代具有功能語言學傾向的歷史語言學、類型學、語法化研究等領域,都很重視從語義表達範疇出發進行研究,因為語義範疇往往比形式範疇更具有語言的普遍性,更便於進行古今比較、歷史演變研究和跨語言、跨方言的考察。在結構主義主導的時代,語法單位和語法結構為語法研究的唯一出發點,而在當代語言學研究中,圍繞語義範疇進行的研究已經成為語法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呂先生實為漢語語義表達範疇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
呂先生不是那種只埋頭於書齋進行個人研究的學者,也不是那種把自己劃定在一個狹小研究領域的學者,他的研究涉及古今中外的許多領域,把通和專、理論和實踐、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文獻研究和活的語言研究等很好地結合在一志。呂先生學術實踐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他十分關注社會的語文生活,關注語言學怎樣為普及基礎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發揮作用。他一生中直接參與了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不辭辛勞地為推進現代漢語語音、語法、詞彙的規範化作了大量的基礎性工作。他和丁聲樹先生主編的《現代漢語詞典》迄今發行4000多萬冊,不僅對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貢獻巨大,而且還在世界上具有廣泛的影響,跟他主編的另一部著作《現代漢語八百詞》一起,成為各國人民學習漢語、研究漢語的最重要的工具書。他熱心普及語文教育,以極其認真負責的態度參與中國小語文教材的編寫和教學改革工作,77歲高齡時還認真準備了近萬字的講稿《怎樣為中學生講語法》。他幾乎有求必應,認真回覆中國小教師的來信,被稱為中國小教師的摯友。他關心青年學者的成長,對他們寄予厚望,不僅當面傳授治學經驗,而且還親自為許多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人修改文章,有的,還給予經濟上的長期資助。他既是嚴師,又像慈父,他在後輩學子身上花費的心血根本無法計量。6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紀念呂先生的文章,題目是後加的,叫做《人民的語言學家》,我覺得,呂先生是當得起“人民的語言學家”這一崇高稱號的。
説起呂先生事業的成功,不得不提起呂師母和他們的家庭。呂先生家風敦厚朴實,夫妻相敬,兄弟友于,尊長慈愛,子女孝順,既有中國傳統特色,又有現代民主精神。呂先生捐款設立青年語言學家獎金、資助生活有困難的學者,都得到家人們的理解和支持。在呂先生家,呂師母是最有凝聚力的人物,七十多年中她與先生同甘共苦,悉心照料先生的生活起居,是先生事業的堅強後盾。
呂先生雖然已經離開了我們,但他其實仍舊和我們在一起。打開各種語言學期刊和一本本新出的語言學著作,在參考文獻中呂先生的論著總是赫然在目,先生的學術思想、學術觀點以及研究方法依然在啟迪、影響着後來的學者,成為後人學術創新不得不參考的重要成果。可以告慰先生的是,這些年我國的語言學研究勢頭良好,新的研究基地陸續建立,研究領域不斷拓寬,研究隊伍不斷壯大,新人層出不窮,創新性的研究成果也為數不少。
回想26年前,我和楊成凱、李崇興、王菊泉、周流溪、黃國營、陳平等6位師兄弟有幸成為先生的關門入室弟子,親聆教誨,如沐浴春風,度過了一生中最值得留戀的幸福時光,師恩如山,終生難忘。現在6位師兄弟都學有所成,聊可慰籍先生於九泉。6年來,我經常懷念呂先生,每當我計劃寫一篇文章而思路理不清時,就想起呂先生,要是先生還在,跟他談談一定能得到啟發;每當自己研究偶有新得時,也想起呂先生,要是先生還在,讓他也分享我的愉快,庶幾可稍減他老人家對我這些年未能專心於學問的失望……。
6年前,呂先生的骨灰埋在香山一處山坡上,沒有任何記號,陪伴呂先生的是山巒翠柏,是陣陣松風。“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願辛勞了一生的呂先生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安息吧。（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江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