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取得成功的事例長一點的
學會獨立是每個人一生中早晚都要面對的，不管怎麼樣只要你走出這一步也就沒有那麼可怕，你只有獨立了才會獲得成功。一起看看小編為大家整理推薦了長一點的獨立取得成功經典事例，歡迎收藏哦。
獨立取得成功的事例篇一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於日本靜岡縣美麗的伊豆，家裏有一個小一歲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從爺爺開始都是貧困的。
出生時，奶奶突然離去。3歲時，自己貪玩，騎車撞上了大卡車，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幾處永恆傷疤和右耳的傷殘。父親是運動員，從小鍛鍊他和弟弟。國小10歲時，父親宣佈找到好工作，搬往別處，住上了大房子。
14歲時，加藤成為了優秀的柔道運動員，身高1米74，體重75公斤。14歲後，改練田徑，體重下降到56公斤。練習三個月的田徑訓練後，榮獲全國大賽第四名。同時他也參加校棒球隊，參加了棒球日本國小生全國棒球大賽。在新學校裏，每天堅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國小畢業後決定報考山梨學院大學附屬中學(私立的)，第二次報考通過，進入實驗班學習。
每天6點起牀，坐一小時的電車，8點到校，下午5點放學，複習功課都在電車上完成，到家又換衣，在爸爸指導下與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點，洗澡吃飯，複習睡覺。天天如此，很有規律。
八年級時，違規參加田徑比賽，參加過全國大賽、夏冬的國家青年隊集訓。八年級時，他被很多人認為是下屆全國大賽的雙冠軍。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於過度鍛煉出現傷情，致使他難以恢復原來的巔峯狀態，於是放棄全國大賽，與同學去澳大利亞畢業旅遊，大大開拓了眼界。
13歲時，父親被要債，他們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間搬了20多次。
他開始做童工，送報紙。在2200個日子裏，除比賽、集訓、報紙停刊，不管雷風大雨甚至颱風，他都沒有休息過一天，逃避過一天。那些天裏，他都三點起牀，三點半送報紙，六點回家吃飯，然後上學，晚上10點到11點睡覺。幾乎沒有一天睡過6個小時以上，平均4小時。但好在睡眠質量好，入睡容易。
他高二時託福幾乎考了滿分，也開始做翻譯。在校，他是個日本學生中的異類，常受到排斥。後來，他決定獨自與逼債的黑道談判，讓父母全心去掙錢。
在每次談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幾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現過幾次危機，但他絕不還手。後來得幸給做翻譯的公司老闆同情他，向黑道們施壓，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點開始送報，騎15公里路上學，放學後到田徑場鍛鍊兩小時，再騎15公里路到21點半回家，吃飯，做功課。到24點睡覺，還時時刻刻面對來自黑道的壓力。
於是，他放棄田徑，決定退役。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報復”社會的心態努力學習，三個月後的模擬考試，從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縣大學聯考狀元”水平(省狀元)。在專注學習的同時，他每天還留給自己90分鐘的慢跑時間。儘管學習緊張，但送報紙和做翻譯工作卻是一直堅持的。
大學聯考前夕，他不為考試擔憂，而為家庭擔憂。於是，大學聯考第一天送完報後，打起了退堂鼓，但心中想起了奶奶的聲音，決定參加考試，但不想上大學。第一場英語遲到15分鐘，但做題只花了50分鐘，還剩20分鐘。考試結果是：語文都扣在20分的漢字題的20分，數學滿分，英語198/200，生物91/100(三選一)，世界史滿分(三選一)。通過簡單的全國統考，參加困難的大學組織的第二輪考試，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學術殿堂“東京大學”。
此前，他父親已成功申請破產保護，但避免父母承受過多經濟負擔，讓弟弟妹妹讀大學，他決定留學中國，去北京大學。
來中國時，他一字不識，一口難説，一錢沒有，得幸北京國際化程度高，安然到達北大，但又遇上非典，經過與家人商量，決意一人留在空蕩的北大勺園(留學生宿舍，號稱小聯合國)一號樓。每天晨跑一小時，洗澡吃飯，出去與阿姨們聊，中午吃飯看字典，聊到下午5點，與傳達室大哥借《人民日報》看，晚上11點帶着耳機聽廣播入睡。後來，中文説的寫的很棒。
在校期間，擔任北大日本人協會會長，現任顧問;獲留學生學習優秀獎本科生獎;參加、主持、策劃、發言中日學術交流活動、國際研討會共50多個。他有多種身份：製作人、策劃人、主持人、媒體評論員、專欄作家、圖書作者、同聲傳譯者、人大附屬中學日語教師、退役優秀運動員、談判者、中國通。
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12歲時，加藤父親的新工作十分不順利，始終是半破產狀態。最後，父親的公司終於破產了，欠下許多債務。加藤交不起學費，甚至經歷過黑社會索債的情形，這像是一個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裏的錢總是不夠花。他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他從七年級、13歲開始打工——送報紙，儘量多賺點錢。每天凌晨3點鐘起來，送到6點鐘，他主要負責幾個高樓公寓，跑樓梯，晴天、陰天、雨天、雪天、颱風，從七年級到高三，送了6年。
“父親沒有工資，媽媽、我、還有弟弟，使勁、全力以赴打工，因為不能‘定居’，沒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強強地活，哪有餘地還父親的債務?”
母親是犧牲品，“同時打很多工，傷了身體。”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見到母親的疲憊，更害怕聽到她説：“兒子，對不起……”
為了躲避債務，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換了很多次學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關人士”趕走的。“那一刻，我們是無路可走的……”
那段時間，他經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們還款的人展開“溝通”，打電話、直接溝通、暴力……“那些為難人家的電話，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現在我身上還有幾個傷疤，有的是永遠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時候加藤開始做日英翻譯了。“工資比送報紙高很多嘛。當時我身材苗條，外表也還可以，所以也當了模特，是體育服裝方面的。一切都是為了支撐家庭，而不是自己的愛好。”
“有一次，我們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約30元人民幣)，那時候，我帶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嚐擺着的食品，日本幾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試食角’。我不能讓他們倆餓死……”18歲前，加藤一直認為自己是社會的“包袱”，他説自己其實是一個悲觀的人：“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長跑是加藤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後悔。“從13歲開始搞長跑，14歲的冬天，我800米的實力是全國第一的，教練很期待，結果，受傷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後以體育特長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參加了全國大賽，但始終沒能獲得滿意的成績。“17歲的冬天，身體不行了，病倒了。學習、跑步、家裏的事沒有辦法兼顧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國家青年運動隊。
“學習在我看來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情，比送報紙、料理家裏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談判、日英翻譯等相比容易多了。”他開始準備大學聯考，兩個月後，成績從全班倒數到全班第一了。他認為自己的體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xx年大學聯考，漫天下着大雪。他在送報紙的時候摔了一跤，最後他考上了東京大學法學系。
一生的轉機
20xx年，在東京大學認識了北大的一位老師，19歲的加藤嘉一從法學部退學，從島國日本飛抵中國——一個“巨大”的國家。他的人生從此發生巨大改變。
當時他是“三無”人員：一句中文都不會，一箇中國朋友都沒有，一分人民幣都沒有。其時正值“非典”，他不顧日本大使館返日的勸告，進了北大就被隔離。第一天晚上住勺園，燈壞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飯特別不好吃，他心情特別糟糕。“那是很憂傷的第一週。”
這樣過了5年。現在，24歲的加藤嘉一雖然只是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經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連續劇《滴淚痣》中任副導演，他負責搞定劇本，協助導戲，剪輯片子，同時還要負責劇組與所到之處的政府溝通，“都是些亂七八糟的事”;另外，他還在這部劇飾演了一個黑社會角色，掌摑女主角黃聖依——聽起來着實引人入勝。
他有二十幾種名片，隨身攜帶着大概十來種，名頭多是日本各種組織在中國的協調人員或顧問。他拿出一本日文書佐證，他不但給中國的許多媒體寫專欄，也給日本的媒體寫。另外他是一個熱心的組織者、策劃人、發言人、主持人，據説還是一個談判高手，做了超過200場的談判，他的任務是協調和溝通對方的意願。他條理甚為清晰，説到自覺精當處，還會重複一遍。言談裏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經有那麼點意思。
他對中國抱着異乎尋常的熱情與探索精神。20xx年的中國反日遊行，他就混在遊行隊伍裏。他説自己“要用一生來了解中國”，上至温家寶，下至北京地鐵站的人，到中國人為什麼不遵守交通規則，以及貴州山區的貧困。“比如我去貴州畢節地區，最貧困的農村考察，他們不想讓我看到真實的東西，就派人來跟我喝酒，結果我把那個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這樣去了中國農村“無數次”，“花自己的費用”，因為“不瞭解農村怎麼了解中國呢?”
他熟識徐本禹，與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經常上中國教育電視台的節目，對農村孩子上不起學有自己的看法：“以為使義務教育徹底免費，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學了?錯!很多人不是因為交不起學費上不起學，而是因為貧困。”
他每日查閲新聞，處理郵件，給媒體供中文稿，還有博客!其餘是，三到五個小時的與人見面，包括應酬性質的活動，跟人談項目，他生氣勃勃，語氣鏗鏘。
他平素一天只睡3個小時，這兩個月睡得更少了——但這似乎沒有影響他的臉的光潔度。除此之外，他還要把日本現役外交官的書譯成中文，同時寫三四本書。
他沒有娛樂，除了走在路上聽點音樂，偶爾看個電影，也是為了寫評論。
他自認為在日本受到“排擠”，卻在中國社會甚為協調。他希望對社會有影響，哪怕得到的反饋是“你他媽一個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樂，通過社會的自我觀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義。“北京是讓我成長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場所，在北京用中文謀生的過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現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寫稿子，他的賬户上存了多少錢，他都不知道，因為他十分忙，忙到沒時間去花錢。
中國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個，要與眾不同。”他説得如此認真，簡直像青春期少年，還有那麼多來歷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這個青年——毫無疑問，他心存大志。“媒體是統治者與普通大眾之間的橋樑，我生活裏跟媒體的關係很密切，一切都為了將來從政。”
“我跟奧巴馬是同類。我們個頭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層，也都是曾經被社會排斥的。我覺得奧巴馬會改變歷史，這類人可能是極少，但我還是從奧巴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他認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講，他在他們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認同感。與那些走在澀谷的時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堅定。他們走出伊豆，東京甚至不能滿足他們的幻想，他們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個電話，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離父母的田野農活太遠了。“對於這樣的疏遠和離別，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們從小都是獨立的”，他進一步説，“父母也要獨立，”放低了聲音，“我的母親也很堅強——她從不給我打電話。”
加藤嘉一講起了他童年的清貧，被黑社會追殺、被主流社會排斥……好比一個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們可得而知，一個5歲開始就幻想從政的年輕人，如何度過他那與眾不同的青春期。也許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他就學會了長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為“成為我自己”，因為他從來不是太喜歡自己，對自己不曾滿意過。
你太慢，我就顯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間，加藤一直嚴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點多起牀跑步10~15公里，然後回宿舍沖澡，吃早飯;上午上課，回郵件，看新聞;下午上課，寫文章或參加活動;晚飯後7點看《新聞聯播》，8點開始看書，11點睡覺。
而他的同班同學，幾乎沒有固定的時間表。“大家總覺得我行動力強、做任何事情都比別人快，其實日本大學生比我勤奮的人多了去了，只不過在這裏，你太慢我就顯得比你快。”
“我周圍的很多學生，説實話我和他們合不來，因為我不會玩電子遊戲，對唱歌也沒興趣，更不喜歡幾個人扎堆兒抱怨社會的聚餐。”來中國7年加藤從不玩遊戲，也不參與宿舍的扯談聊天。他曾經興致勃勃地研究過“寂寞黨”，發現問題的癥結就在於“大家沒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時的集體歸屬感”。
嚴格自律的加藤顯然不屬於這個羣體，即便是有一個小小的空閒，他也會充分享受獨處的時間，“如果你想鍛鍊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須學會享受一個人的時間。”
在校期間，加藤的同學最羨慕他的就是自由。雖然他參加很多社團、進行很多調研，但從未見他忙到失態抓狂，他看上去總是那麼遊刃有餘、自在從容。加藤把這一切都歸功於自律：“自由從何而來?從自信來，而自信則是從自律來。你先要學會剋制自己，依照嚴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這種自律中不斷磨練出自信。自信是對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邊最基本的時間控制都做不到，還談什麼自信呢?”
大學期間的自律給加藤帶來的第二個收穫是，他比起同齡人有更好的毅力和體魄。20xx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亞參加“悉尼國際馬拉松比賽”，為此他已積極備戰3個月。
獨立取得成功的事例篇二
從卡車司機到阿凡達導演，卡梅隆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一部偉大的勵志電影作品，更值得讓我們學習的是他那為了實現長達32年之久夢想的精神。其實，我們也可以創造出屬於自己心中的那個“阿凡達”。
導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在創造了全球票房18億美元的《泰坦尼克號》之後，銷聲匿跡，十餘年後，攜《阿凡達》歸來，成為電影市場的又一枚重磅炸彈。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卡梅隆的阿凡達之夢，開始於32年前……
卡車司機的星戰夢
1977年，22歲的卡車司機詹姆斯·卡梅隆和一個朋友去看《星球大戰》——朋友陶醉於電影之中不能自拔，卡梅隆卻在離開影院之後準備打拳擊發泄一下。他大學輟學，整天在南加利福尼亞奧蘭治縣開車運送校餐。但在閒暇的時候，他繪製小模型，還寫科幻小説——那些發生在遙遠星系的故事。可現在，卡梅隆面臨一個令人泄氣的現實：他幻想的世界已經被盧卡斯(Lucas，《星球大戰》導演)帶進了人們的生活……
於是，他買了些廉價的攝影器材，試圖還原盧卡斯的拍攝過程。他在家中的客廳打出刺眼的明亮光線，讓攝像機沿一條軌道滾動來演練攝影，但這一切都令他的妻子怒不可遏。他常常整天逡巡於南加州大學圖書館，閲讀所有與特效有關的書籍。他變得，用他自己的話説，“徹底痴迷”。
他説服了一羣當地牙醫，投資2萬美元，製作卡梅隆版的《星球大戰》。他夥同一個朋友，寫了一本名為《世代交替》的劇本，把錢都用在了一個12分鐘的片斷上——外星機器人和一個操縱大量骷髏的女人之間的打鬥場景(那些骷髏戰士可是卡梅隆小心翼翼、親手裝配出的模型!)。
他原計劃利用這段剪輯贏得攝影棚，然後拍出全長影片。可是，在好萊塢兜售了好幾個月，他卻空手而歸，不得已將叫板盧卡斯的野心暫時擱置。無奈之下，卡梅隆只好努力去做一些有價值的事：在B級片之王羅傑·科曼手下打工，受僱為電影《世紀爭霸戰》打造微縮太空飛船。他用自己的方式日漸上位，後來成為科曼旗下的虛擬視覺效果專家之一。1981年，他登上導演寶座，監製恐怖片——《食人魚II：繁殖》。
一天夜裏，開完《食人魚》的編輯會後，卡梅隆發着高燒睡着了，他夢見自己看見一個機器人張牙舞爪地走向一個驚恐的女人，夢境定格於此。其後一年裏，卡梅隆以這個夢中場景為基礎，完成了一個劇本。
這故事編得相當令人信服，一家小電影融資公司被徹底説服了，出資讓其執導此片。1984年，這部影片上映，一舉奠定了主演阿諾德·施瓦辛格的巨星地位，這就是《終結者》，也是卡梅隆成為頂級大導演的開始。
接下來的20xx年裏，卡梅隆執導了一系列驚人之作，包括《異形》、《深淵》、《終結者2：末日審判》，以及《真實的謊言》。這些影片全球票房收入達11億美元，為卡梅隆帶來了足夠影響力，使他重燃打造星際史詩的夢想。
1995年，他寫了一部長達82頁的劇本，講述當地球淪為暗淡荒原後，一名癱瘓士兵去一個遙遠的星球執行任務的故事。那個被稱作潘多拉的外星世界由納美人(Na’vi)組成，這種性情狂暴的類人族有着藍色的皮膚，長着貓臉，拖着爬行動物一樣的尾巴，身高10英尺。潘多拉星球的大氣層對人體有毒害，所以人類科學家們打造出一種經過基因改造的納美人，也就是現在人們所熟知的新物種——阿凡達。阿凡達具有人類意識，並且可以接受遠程控制。
卡麥隆認為《阿凡達》將是他再度問鼎之作。
阿凡達之夢被泰坦尼克撞沉
“拍攝《泰坦尼克號》時，我們一直都在估算，可能會虧多少”，而如今回看它那夢幻般的票房收入時，人們很容易忘記，這部片子曾一度被預言為票房毒藥。拍攝費用比預算資金——1億美元，整整翻了一番，號稱有史以來最昂貴的影片。影片的主要贊助人，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20th Century Fox)，也向卡梅隆施壓，要求壓縮成本。
於是，卡梅隆承諾放棄全部導演費用和利潤分成，以此來控制成本。他還在編輯台上放了一枚剃鬚刀片，上面貼着一張便籤：影片成功，方能使用。“我只知道我拍了一部耗資2億美元的愛情大片，而結局是幾乎所有人喪生，我究竟在幹什麼?”他私下裏對朋友説，“我也許不得不從新開始我的職業生涯。”
當時，好萊塢業內雜誌Variety稱其為“電影史上最大的豪賭”，並質疑福克斯公司能否收回成本。“每個人都認為這個片子要遭遇毀滅性的失敗，”雷·聖基尼(Rae Sanchini)卡梅隆製作公司的前任董事長説。
然而，《泰坦尼克號》奇蹟般躲過了冰山，憑藉全球票房收入18億美元，成為全球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我們一下子從谷底躍至頂峯，”聖基尼説，“突如其來的成功，我們每個人都有點不知所措，對吉姆來説更甚，他身心俱疲。”
正好這時，福克斯公司因為《泰坦尼克號》給他開了一張據説7500多萬美元的支票。有了這筆錢，他餘生不去工作，都夠花。“正是這筆錢”，卡梅隆説，“我可以隨心所欲玩了。”
遊戲人間就是不拍《阿凡達》
且看這之後的年月卡梅隆都在幹嘛。
密克羅尼西亞，潛伏在二戰時期遺留下來的深水炸彈附近，不是鬧着玩，炸彈都裝滿了炸藥。20xx年夏，他包了一艘80英尺長的輪船，帶上一羣工作夥伴，潛入沉沒的日本戰艦。文森特·佩斯(Vincent Pace)，水下攝影專家，曾參與《泰坦尼克號》和《深淵》的拍攝，他帶上了所有的設備，期待拍攝到高清畫面，但很快發現，卡梅隆有新的想法。
當他們瀏覽水下拍攝的鏡頭時，卡梅隆突然問佩斯：我們可以不可以製造一種高清晰攝像設備，同時可以播放2D圖像和3D圖像呢?佩斯無法肯定，畢竟他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他了解觀看傳統3D電影的眼鏡。眾所周知，這種眼鏡用起來非常不方便，而且如果放映機沒有校準好，看久了會頭痛。卡梅隆相信一定有辦法改變，他其實是想談談他對下一代攝像機的構想：便攜帶，數字化，高清晰，3D成像。
發明這種攝像機絕非易事，但卡梅隆想製作一部能真正讓觀眾身臨其境的3D影片，既然沒有理想的3D像機，那就必須設計一個符合要求的攝像機。所以，他邀請佩斯參與太平洋水下歷險，藉機瞭解水下攝像機對3D相機是否有幫助。佩斯認為這個主意很有趣，也同意參與新型相機的研發。“那次水下之旅，吉姆目標明確，非常好玩，但與我而言，真有點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佩斯説。
兩個月後，卡梅隆為佩斯買了一張從洛杉磯到東京的頭等艙機票，約17000美元。他們很快就來到索尼高清晰相機部，和工程師面對面交流。佩斯主要是幫助卡梅隆説服索尼工程師，對傳統的約重450磅的3D攝像機進行分離改造，改進至僅重50磅，雙鏡頭成像的，這樣攝影師也會輕鬆許多。
索尼同意建一條新的生產線，不過需要卡梅隆他們提供原型，佩斯着手研發。三個月後，新攝像機弄出來了，攝像機實驗效果不錯，3D成像準確，即使長時間播放，也沒有頭痛之虞。佩斯以為卡梅隆就此開拍《阿凡達》了。可沒想到，這位大導演又帶着他的新式武器潛入海底2。3英里處，拍攝泰坦尼克號殘骸的三維圖像。
卡梅隆一句話，3D影院增加3000家
卡梅隆當然不是那種把事情弄得一團糟的人，他想拍《阿凡達》，一部真正的數字3D影片。遺憾的是，影院不願意採用這種技術，因為每個影院約要投資10萬美元進行設備更新，而説服他們的最好辦法是，讓他們看到高清三維立體影片帶來的票房收益。
於是，卡梅隆決定讓其他大導演先試試他的新傢伙。第一部影片是羅伯特·雷德里格斯(Robert Rodriguez)執導的《特工小子》。雖然觀看影片時，還要戴上老式的眼鏡，但是卡梅隆只是希望藉此證明立體電影有市場需求，從而刺激影院業主投資下一代放映系統。20xx年夏，《特工小子》全球票房收入達2億美元，但説到投資新設備，影院還是有些猶豫。
卡梅隆決定親自和影院業主談談。20xx年3月，巴黎拉斯維加斯酒店和賭場舉行的電影展覽會上，他全力以赴宣傳自己的新放映系統：“世界已邁入新的電影時代。”他怕這話不起作用，又説，如果現在他們不及時調整設備，將來一定會後悔。當年年底，僅有79家影院能播放立體電影。但20xx-20xx五年間，共增加了3000多家。
不過，缺少立體影院並不是卡梅隆裹足不前的唯一原因，特效公司仍在努力創造逼真的動畫形象。20xx年，彼得·傑克遜(Peter Jackson)用電腦特效設計了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形象——咕嚕，《指環王》裏與霍比特人為敵的一個角色，卡梅隆認為CG時代來了。
20xx年春，卡梅隆和福克斯高層會面，請求投資幾百萬美元，實現他的夢想。起初福克斯還有些顧慮，且不全部是技術的問題，比如説，尾巴——所有的外星人都需要拖着一條尾巴嗎?“是的”，卡梅隆肯定地説，“他們需要有尾巴。”
他沒再説什麼，他也不再去解釋。福克斯高層停止了質疑，同意進行開拍測試，他們知道，卡梅隆是好萊塢的重磅炸彈，威力無須多言。
卡梅隆用了5周時間進行第二次測試，主要是外星人和一名阿凡達穿越森林，進行交流的一組鏡頭。盧卡斯的工業光魔公司完成了電腦特效，這已足以説服福克斯公司投資1。95億美元拍攝《阿凡達》。卡梅隆重回導演位子。
比《星球大戰》更好
他邀請盧卡斯加盟，盧卡斯可是有30多年製作《星球大戰》的豐富經驗，不過錢不是問題。
20xx年8月，他又聘請南加州大學的語言專家保羅(Paul Formmer)，為納美族設計一套全新的語言系統。他問卡梅隆，希望外星人有哪種發音效果?而為縮小選擇範圍，保羅錄下了好幾種不同的聲音樣本供卡梅隆挑選。
卡梅隆比較喜歡“清喉擦音”，這是口語中常見的一種聲音，喉嚨彷彿被什麼堵住一樣，有點含糊不清。確定了語言的基調後，保羅開始構建基本的語法體系。為了建立這個單獨的語法體系，保羅花費了數月的時間。“卡梅隆是個非常有想法的人，”保羅説，“他從來不告訴你從哪裏着手建立一個語言體系，但是他會和你討論語法點。”
13個月之後，保羅寫了一本名為“納美族語言”的小冊子，開始為演員示範如何發音。他建立了納美族語言訓練營，一句一句地教他們。“卡梅隆希望演員的表演富有激情，但他們是在説一門從未存在過的語言呀。”保爾説。如果演員發音不準確，他得停下來逐字逐句地糾正。“有時當我去糾正他們不正確的發音時，演員們也很惱火，畢竟他們從來沒有這樣發音過。”
隨着語言系統的建立，卡梅隆開始着手為潘多拉星球上的動植物命名。每種動植物都有納美族名、拉丁名和俗稱，卡梅隆還生怕不夠逼真，專門聘請加州大學的植物科學系系主任朱迪·霍爾特(Jodie Holt)，為他創造的幾十種植物編寫詳細的科學説明。
這些幕後工作永遠不會在銀幕上展現，但卡梅隆卻樂此不疲。他聘請了很多專家，比如天體物理學家、音樂教授、考古學家等。他們計算出潘多拉星球的大氣密度，創建外星音樂。當其中一位專家拿出《星球大戰》的百科全書時，卡梅隆瞥了一眼，説：“我們會做得更好。”
最後，作家和編輯團隊彙編了一本350頁的《潘多拉百科全書手冊》，它記錄和這個星球有關的所有科學和文化，完全體現了卡梅隆的虛擬世界。20xx年冬，《阿凡達》的粉絲就可以在線閲讀這本百科全書的部分章節了。
卡梅隆移動着激光筆，試圖給我看一些東西。豐富的場景，隨着激光筆一一呈現，最後定格在一羣納美族人身上。筆停下了，他示意我看一個華美的頭飾，上面綴滿了數百個珠子，它們看上去非常清晰，和真的並無兩樣。每一粒珠子都是數字藝術家專門設計的，卡梅隆介紹説，所以他們看起來就像純手工做出的。“每一片葉子，每根草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回望1997，卡梅隆為《泰坦尼克號》殫精竭慮，“我們兢兢業業地工作，卻顧慮重重，想想那時真傻”。現在問題似乎反過來了：“對我們的期望越來越高，工作壓力也越來越大”。
這次，卡梅隆更像是享受工作，至少他無需在編輯台上放剃鬚刀片以明志了。“對吉姆而言，《阿凡達》是一劑解毒藥，”聖基尼説，“他不必再為天氣、衣櫃、歷史準確性或者其他問題而憂心忡忡了。如果女主角長了丘疹，也不會是可怕的災難，《阿凡達》給了吉姆掌控全局的能力。”
從卡梅隆渴望拍攝一部與《星球大戰》抗衡的外太空巨片起，32年過去了。卡梅隆終於夢想成真。現在他迫不及待地想聽聽觀眾和評論家怎麼説，這可能是他唯一所不能控制的。
獨立取得成功的事例篇三
他於1934年出生在廣東梅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全家人的生活一直很艱苦。他小的時候，冬天連鞋都穿不上。新中國成立後，他依靠助學金唸完了中學和大學。1961年畢業於中山大學生物系。
1963年，他經香港到泰國，僑居了5年。1968年，又從泰國回到香港。初回香港時，他兩手空空，處境艱難。為了生活，他甚至為人照看過孩子。
生活的艱難，使他萌發了創業的念頭。他利用晚上的時間認真鑽研香港的市場狀況，發現儘管香港的服裝業發達，香港人也很喜歡穿西服，卻沒有一家生產領帶的工廠。於是，他拿出平時省吃儉用積攢的6000港元，又騰出自家租住的房子，辦起了領帶生產廠。
萬事開頭難。起初，他和妻子兩人只是用手工縫製低檔的領帶。儘管夫妻兩人起早摸黑，乾得很辛苦，生意卻非常不好。經過仔細考慮，他決定改做高級領帶。他買 來法國、瑞士的高檔領帶進行研究仿製，生產出了一批高級領帶。為打開銷路，他下了狠心，把第一批產品放在一家商店裏免費發放給顧客。
由於花色、款式對頭，他拿出的這批產品深受歡迎。很快，他製作的領帶便在香港小有名氣了。及至1970年，他的領帶已在香港十分走俏。也就在這年，他正式註冊成立了“金利來(遠東)有限公司”。第二年，他在九龍買了一塊地皮，建起了一個初具規模的領帶生產廠。
他是一個有遠大志向的人。他心中的目標是要創世界名牌。他多次到西歐領帶廠參觀，學習他們的製作工藝和經營方法，然後集眾家之長，引進先進的生產設備和嚴格的管理、檢驗制度，從而使“金利來”領帶逐漸佔領了香港市場，成為男人們莊重、高雅、瀟灑的象徵。
1974年，香港經濟出現了大蕭條，各種商品紛紛降價出售，而他卻反其道而行之。他一方面不斷改進“金利來”領帶的質量，另一方面獨樹一幟地適當提高價格。結果，生意反而出人意料地好起來，當經濟蕭條過後，“金利來”更是身價倍增，在香港成了獨佔鰲頭的名牌領帶。
不僅是領帶，他還將他的發展計劃拓展到更多的男士用品。他將這些年來已使香港人耳熟能詳的廣告詞“金利來領帶，男人的世界”做了看似簡單、實則深具創意的 改動，改為“金利來，男人的世界”，又從T恤衫開始，逐步推出了金利來牌的皮帶、襪子、吊帶、花邊、腰封、領結、領帶夾、袖口紐、匙扣等系列產品，使公司 和金利來牌子都走向了多元化。
在發展鞏固香港市場的同時，他還以積極樂觀的態度拓展海外市場，向東南亞國家進軍。他親自到新加坡考察，創辦分公司，尋找合作伙伴。獲得成功後又迅速把戰場擴展到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迄今為止，金利來在這些國家的大客户數目已超過上千個。
他就是“領帶大王”曾憲梓。作為一箇中國人，他有一顆可貴的中國心。在香港創業不久，就開始對家鄉廣東的教育事業及母校作出捐贈。至今為止，曾憲梓先後捐助的項目超過800項，涉及教育、科技、醫療、公共設施、社會公益等方面，捐款總額超過6.3億港元。
談起成功的時候，他一再提起小時候的一些經歷：
父親去世後，所有的重擔都壓在母親藍優妹身上。為了能讓孩子們活下去，她不得不去幹男人們都不願意乾的累活，挑石灰、挑鹽……即便這樣，他們的生活依舊窘迫無比，常常吃了這頓愁下頓，沒辦法，母親只好租了幾畝薄田。
那是一個天寒地凍的冬日，母親由於經常赤腳下田，雙腳生了凍瘡，並裂開一個個露出紅肉的口子，再赤腳下田的時候，鑽心的疼。如果用膠布貼在傷口上，下田時 一沾水就會掉，而且她也捨不得花錢買膠布，但她想到第二天還得下田，如果不處理，裂口會越來越寬，於是就決定用鐵針和棉線來縫合它。她將雙腳泡進熱水裏， 等裂口上的皮膚泡軟之後，再咬着牙一針一針地將裂口縫起來，每縫一針，鮮血直流，小憲梓在一旁看得眼淚直流，母親忍痛安慰兒子：“傻孩子，不縫好怎麼辦 呢，裂口會更大更痛的，沒事的，忍一忍就過去了。”
這一幕永遠銘刻在曾憲梓的心裏，每當他在困難面前感到疲憊煩亂之時，他便會以此來鞭策自己：母親連那樣深痛的苦難都挺過去了，忍過去了，我還有什麼困難不能過，什麼艱苦不能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