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印:父親送我的那塊梅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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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印,男,漢族,1958年10月9日出生,河南周口太康縣人,中國着名企業家、慈善家、社會活動家,恆大集團創始人、董事局主席,廣州恆大足球俱樂部擁有人。管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勞動模範,歌曲《崛起》聯合作詞者。兼任中國企業聯合會副會長、中國房地產業協會副會長、廣東省慈善總會名譽會長、廣東省河南商會會長等職務。

許家印:父親送我的那塊梅花表

關於童年

小時候的我屬於調皮型,沒事就帶着比自己小的小孩去站隊,練習立正稍息,並以此為樂

我出生於一片“誓叫日月換新天”的革命熱情高漲的1958年,隨之而來的是大蕭條的恐慌。那時候家裏很窮,奶奶會做酸醋,空閒時就會到集市上賣,貼補一些家用,而我父親在地裏種了很多柳樹,長大了,就砍下來拿去集市賣,一根賣幾毛錢,一車能賣幾塊錢。

小時候我喜歡畫畫,還喜歡擺弄“電器”.從性格上來説,小時候的我屬於調皮型,沒事就帶着比自己小的小孩去站隊,練習立正稍息,並以此為樂。

關於十八歲在幹什麼

自己帶到學校的饅頭和地瓜餅,過了三天就發黴,但是捨不得扔掉,洗掉黴點以後繼續吃。

高中剛畢業我和堂兄一起嘗試做生意賺錢。那時,販賣是農村比較通行的“打工”方式,比如把石灰、煤炭、大米、稻草等物資從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賺取其中的差價。

1977年,中斷多年的大學聯考恢復了。我聽到消息,第一時間報上了名。不過因為時間倉促,沒考上。第二年,我花了五個月的時間準備,回到高中的學校複習補課。住的是破房子,蓋的是一牀滿是補丁的被子。記憶裏最深刻的一個場景是:自己帶到學校的饅頭和地瓜餅,過了三天就變黴長毛。但是還是捨不得扔掉,洗掉黴點以後繼續吃。

1978年,我終於如願考入武漢鋼鐵學院,成績位列周口市的前三。接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我收到了父親的禮物——一塊梅花表。讀國小的時候,有天晚上,我跟父親説,如果考上了大學,能不能送一塊梅花表。沒想到我父親竟然答應了。十年後,父親踐行了他當時的允諾。

創辦恆大

假如當年公司給我是十萬或二十萬年薪,我可能就不會去想創業了

1982年,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了河南舞陽鋼鐵廠。十年之後,我懷揣2萬元離開舞鋼南下尋夢,從一名處級幹部變為了一名深圳打工仔。在舞鋼,我是管理幾百人的領導;到了深圳中達的幾年,我是個小業務員,對着姑娘小夥子都喊師傅。當時選擇去中達的貿易公司,因為從以第一眼我就覺得公司有個好老闆。從他身上我學到了很多管理公司的經驗,我一直很感激他。

我剛到深圳,跟着一位姓鄧的師傅出差到廣州做貿易,去遠洋賓館,他們打了一輛的士奔向目的地。那是我第一次坐“小車”.

到深圳後的第3個年頭,我開着一部標緻車,車上除了司機和他,還有一個出納和一個業務人員,總共4個人,躊躇滿志地來到了廣州,成立了一家名為鵬達的房地產公司。

廣州的項目幾乎是白手起家,當時鵬達的珠島花園一個項目就為母公司中達淨賺兩億多。但是我的工資卻依舊低得離譜,一個月才三千多元,養活家庭都困難,怎麼繼續幹下去?到了1997年,我就自己創辦了恆大。

現在想想,歷史就是這麼奇譎。假如當年公司給我是十萬或二十萬年薪,我可能就不會去想創業了。

關於失落

2008年,恆大地產的上市擱淺,我當時也被描述成失敗者以及可憐的“野心膨脹者”。

恆大上市的號角在2007年已經吹響,那時候我們已經開始儲備大量人才,提高樓盤品質,囤積大量土地。但到了2008年,受金融危機等影響,恆大地產的上市竟然擱淺了。

在輿論的渲染中,這成了當年地產界最悲壯一幕。當時10個人裏面9個人都説恆大要倒下,地產界“百日鉅變”的預言甚囂塵上,很多人等着恆大倒下以佐證自己的預見性;而我當時也被描述成失敗者以及可憐的“野心膨脹者”.

那麼困難的時候,恆大的900多名中層以上領導,沒一個離開恆大。事實證明,我們用強大的意志和毅力熬過來了。

關於親情和愛情

工作的確太忙,最對不起的人,一想起眼眶就會紅的人,還是太太

在我八個月大的時候,母親得了敗血病,因家貧無錢就醫,匆匆而去,從此我就成了半個孤兒。

從小我是跟着奶奶長大。對於我來説,奶奶就如同一位老母親。以前家門口有塊石頭,奶奶就坐在石頭上等我放學回家。記得上國小的第一天,我把剛學會的那句“我愛北京天安門”念給奶奶聽時,年邁的奶奶興奮得忘乎所以。國中的時候我給奶奶畫了一幅素描畫,一直掛在正房北面的牆壁上。

我跟我太太是在舞鋼工作期間認識的。員工都是以我為楷模,對太太好。工作的確太忙,最對不起的人,一想起眼眶就會紅的人,還是太太。太太對我非常放心,給我的自由度很大。從來不問我幹什麼去了,她太瞭解我了。

凌晨三四點鐘回家睡覺,睡一會兒就起牀去公司,這是我長年累月養成的習慣。有時候開會或者應酬,回家晚了,怕吵醒太太,就躺在沙發上將就一夜。而我的太太也一樣,夜裏有時候睡不着,擔心自己翻身會吵醒我,就跑到沙發上睡。

她有學歷,有自己的事業,但是為了照顧我,都放棄了。我一直記得1995年,太太因為宮外孕被送進了急救室,生命有危險。為了不打擾我工作,她硬是沒讓醫生給我打電話。我是第二天才從朋友口中得知的,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去看她,心裏異常忐忑。

關於金錢

上大學時吃一毛錢的熱乾麪捱過老師批評:“你是吃助學金的人,還吃一毛錢這麼貴的東西!”

我沒有亂花錢的習慣,經常在辦公室吃盒飯。經常深更半夜開會,一開就是一個通宵,如果真餓了,就讓家裏給我送個饅頭,或者捎個湯、面過來。

我最愛的夜宵是熱乾麪。我的夜宵裏,10頓裏有5頓都是熱乾麪。

在武漢上大學時,唯一奢侈的消費,就是吃學校旁邊一毛錢一碗的熱乾麪。為了這一毛錢,我還捱過老師的批評:“你是吃助學金的人,還吃一毛錢這麼貴的東西!”

2009年,恆大上市當天,市值達到了422億元,我才知道自己成為內地新首富。但是我並沒有感到很開心,反而覺得無奈。做了首富有啥好處?除了別人心裏不平衡來盯着你,甚至不明真相的人來罵你,其實真的沒啥好處。但是你的企業上市了,這是一個公開的祕密,藏不住。

許家印,男,漢族,1958年10月9日出生,河南周口太康縣人,中國着名企業家、慈善家、社會活動家,恆大集團創始人、董事局主席,廣州恆大足球俱樂部擁有人。管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勞動模範,歌曲《崛起》聯合作詞者。兼任中國企業聯合會副會長、中國房地產業協會副會長、廣東省慈善總會名譽會長、廣東省河南商會會長等職務。

關於童年

小時候的我屬於調皮型,沒事就帶着比自己小的小孩去站隊,練習立正稍息,並以此為樂

我出生於一片“誓叫日月換新天”的革命熱情高漲的1958年,隨之而來的是大蕭條的恐慌。那時候家裏很窮,奶奶會做酸醋,空閒時就會到集市上賣,貼補一些家用,而我父親在地裏種了很多柳樹,長大了,就砍下來拿去集市賣,一根賣幾毛錢,一車能賣幾塊錢。

小時候我喜歡畫畫,還喜歡擺弄“電器”.從性格上來説,小時候的我屬於調皮型,沒事就帶着比自己小的小孩去站隊,練習立正稍息,並以此為樂。

關於十八歲在幹什麼

自己帶到學校的饅頭和地瓜餅,過了三天就發黴,但是捨不得扔掉,洗掉黴點以後繼續吃。

高中剛畢業我和堂兄一起嘗試做生意賺錢。那時,販賣是農村比較通行的“打工”方式,比如把石灰、煤炭、大米、稻草等物資從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賺取其中的差價。

1977年,中斷多年的大學聯考恢復了。我聽到消息,第一時間報上了名。不過因為時間倉促,沒考上。第二年,我花了五個月的時間準備,回到高中的學校複習補課。住的是破房子,蓋的是一牀滿是補丁的被子。記憶裏最深刻的一個場景是:自己帶到學校的饅頭和地瓜餅,過了三天就變黴長毛。但是還是捨不得扔掉,洗掉黴點以後繼續吃。

1978年,我終於如願考入武漢鋼鐵學院,成績位列周口市的前三。接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我收到了父親的禮物——一塊梅花表。讀國小的時候,有天晚上,我跟父親説,如果考上了大學,能不能送一塊梅花表。沒想到我父親竟然答應了。十年後,父親踐行了他當時的允諾。

創辦恆大

假如當年公司給我是十萬或二十萬年薪,我可能就不會去想創業了

1982年,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了河南舞陽鋼鐵廠。十年之後,我懷揣2萬元離開舞鋼南下尋夢,從一名處級幹部變為了一名深圳打工仔。在舞鋼,我是管理幾百人的領導;到了深圳中達的幾年,我是個小業務員,對着姑娘小夥子都喊師傅。當時選擇去中達的貿易公司,因為從以第一眼我就覺得公司有個好老闆。從他身上我學到了很多管理公司的經驗,我一直很感激他。

我剛到深圳,跟着一位姓鄧的師傅出差到廣州做貿易,去遠洋賓館,他們打了一輛的士奔向目的地。那是我第一次坐“小車”.

到深圳後的第3個年頭,我開着一部標緻車,車上除了司機和他,還有一個出納和一個業務人員,總共4個人,躊躇滿志地來到了廣州,成立了一家名為鵬達的房地產公司。

廣州的項目幾乎是白手起家,當時鵬達的珠島花園一個項目就為母公司中達淨賺兩億多。但是我的工資卻依舊低得離譜,一個月才三千多元,養活家庭都困難,怎麼繼續幹下去?到了1997年,我就自己創辦了恆大。

現在想想,歷史就是這麼奇譎。假如當年公司給我是十萬或二十萬年薪,我可能就不會去想創業了。

關於失落

2008年,恆大地產的上市擱淺,我當時也被描述成失敗者以及可憐的“野心膨脹者”。

恆大上市的號角在2007年已經吹響,那時候我們已經開始儲備大量人才,提高樓盤品質,囤積大量土地。但到了2008年,受金融危機等影響,恆大地產的上市竟然擱淺了。

在輿論的渲染中,這成了當年地產界最悲壯一幕。當時10個人裏面9個人都説恆大要倒下,地產界“百日鉅變”的預言甚囂塵上,很多人等着恆大倒下以佐證自己的預見性;而我當時也被描述成失敗者以及可憐的“野心膨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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