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穎簡介

丁穎

丁穎(1888～1964)廣東高州人，著名的農業科學家、教育家、水稻專家，中國現代稻作科學主要奠基人。早年3次東渡日本留學11年，回國後歷任中山大學農學院教授、院長，華南農學院首任院長，全國科協副主席，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農民們叫他“谷種佬”，他喜歡別人叫他“丁師傅”。

丁穎：一個真正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者

古往今來，有成就的科學家大約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兩耳不聞窗外事”，在象牙塔中專注於自己領域的研究，把學科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里程，他們無疑是值得敬佩的；還有一類是除了在科研領域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外，還心繫民生，身體力行地把科研成果轉化，直接為蒼生造福，而他們往往更讓萬民景仰。

水稻專家丁穎就是後一類型的傑出科學家。

作為農學家，丁穎創造了許多第一：世界上第一個通過雜交而把野生稻抵抗惡劣環境的基因轉移到栽培稻，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類型；第一個系統科學地論證了中國水稻的起源和演變……從對稻種起源演變、稻種分類、稻作區域劃分等理論研究，到農家品種系統選育及栽培技術等應用技術，他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研究和170多篇(本)論文著作，使他成為中國稻作學的主要奠基人，被譽為“中國稻作科學之父”。

在科學史上留下這樣的貢獻和美名，夫復何求?然而丁穎留給世界的遠不止這些。中國古人樹起了評價人生的三個標準：“立德”、“立功”、“立言”，謂“三不朽”，而其中，“立德”是“太上”，即最高境界。無論從哪方面看，丁穎都是一位科學界中的道德高尚的典範。也許有人説，現在還推崇“太上立德”太過老套太過道學，但筆者卻以為在道德普遍滑坡甚至連科學、學術界也未能倖免的時世，學術腐敗時有所聞的今天，緬懷丁穎等老一輩科學家在學術及做人方面的道德風範，卻顯得格外有意義。時至今日，農業學科仍是每年大學聯考志願中的冷門，因為選擇它就意味着風吹日曬、更多的艱辛和寂寞。而約100年前，在中國農業科學尚未系統形成時，更是乏人問津。丁穎當年赴日本讀農藝時，就常聽到譏諷：“上糞種地，愚不可及，何須留洋?”作為貧農之子的丁穎，自然深知學農務農的艱苦，但他終生不改矢志。他3次東渡求學，回國後變賣祖產、掏出自己微薄工資到處搞試驗育良種，不遺餘力地向農民推廣，數十年如一日與農民為伍、過貧農的清苦生活，為的便是“使受苦不盡的中國農夫與現代科學發生聯繫”、讓他們擺脱困苦，若沒有超脱世俗的濟世理想、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者，自然難以想像。

丁穎治學嚴謹，終生深入一線調查研究，堅持發表文章必須對科學和生產負責，更鄙視把文章作為追求名位的手段。他寫文章都要經過深思熟慮，反覆推敲，連校對也一絲不苟。“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與演變”一文，自1926年他在廣州發現野生稻之日即開始思索，並陸續徵詢了歷史學、文字學、人類學、分類學等專家的意見，直至1927年才最後定稿。三十多年磨一劍哪。反觀近年學界浮躁之風日盛，著名學者抄襲事件連連曝光，而把學生的研究成果據為己有署名在前發表、學術“著作”粗製濫造更是司空見慣。

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丁穎從不屈從權勢和外界壓力，一生秉持自己的獨立人格。當年廣東省主席陳濟棠曾要把一親屬塞到中大農學院撈文憑，丁穎斷然拒絕，不管陳用權勢相壓還是使人出面講情；另有一極有權勢女生平進不視讀書，畢業時丁穎在她的《水稻栽培學》試卷打了5分（百分制評分），不管她怎樣活動也無濟於事。在“大躍進”中，浮誇風遍及全國，各地畝產糧食幾萬、幾十萬斤的“衞星”紛紛放起，有些著名科學家如錢學森等也紛紛發表文章“論證”它的“科學性”，而作為當時首屈一指的農學家丁穎堅持不隨波逐流，卻對“高度密植高產”的提法深表疑慮，他指出：如果作為科學試驗，搞一畝兩畝是可以的，但未經驗證切不可大面積推廣，還語重心長地説“不要忘記農民的肚皮是連着地皮啊”。

正如水稻的畝產會越來越高，科學研究會永遠向前發展，在學術上，長江後浪必推前浪，因為後人能站在了前輩巨人的肩上。但後輩學人的個人品格、學術道德則未必能今人必勝前人，因為它需要個人自己用一生去修煉，而其間又有太多的誘惑。重温丁穎等那一代科學家的懿行風德，以前人為鑑，不僅對科技工作者，其實對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失為一種鞭策。

學農·科學救國

“學農、愛農、務農”，這是成為名教授後丁穎經常勸勉身邊師生的名言，而綜觀他的一生，這句樸實話語正是他終生踐行的座右銘。丁穎選擇學習農科這條異常艱苦的道路，最初源於他童年起便對當時農民疾苦的深切體驗，而在血氣方剛的青年時期，在種種探索中，最終作出了潛心“科學救國”的抉擇。1888年，丁穎出生於廣東高州的一個普通農家，是這個家庭中第12個孩子。丁穎童年時，丁父深悟沒文化是窮人倍受欺凌的根源，於是，在債台高築之下，丁穎揹負着家庭的希望成為丁家第一個讀書人。

1909年，中學畢業，在當時學生趨之若鶩地報考文、法、商科，謀求一個當官發財門徑的時候，全優生丁穎卻思慮鄉親的慘況，對同學説：“諸君，當今之血性青年，當為農夫温飽盡責努力。我決意報考農科。”

丁穎本想報考廣東公立農林試驗場的農業講習班，不巧畢業時錯過報名期，便選擇了與農業有點相關的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的博物科。1912年，在辛亥革命後的留學大潮中，嚮往日本先進農業科技的丁穎考取了公費留學日本，之後他曾三度遠涉重洋，在3所日本高校求學。

1919年畢業時，適逢國內掀起“五四”運動，丁穎積極參加東京留學生為聲援祖國的學生運動上街遊行示威，受到日本軍警的血腥鎮壓，氣憤之餘，他不思久留，決定輟學回國。先後在高州中學、高州農校任教，後來任廣東省教育廳督學，本來可以藉此在官場步步高昇，但耿直的丁穎卻對教育界尤其是官場政客的貪污腐敗深惡痛絕，決心從此“不再涉足官場”。因深感不深造難以實現“科學救國”的夙願，於1921年第三次赴日，考進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攻讀農藝，成為該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學的中國留學生。又是潛心攻讀的4年，1924年他以優異成績獲學士學位時，已年屆36歲。為了“要使吃不盡苦頭的農民與現代科學發生聯繫”的理想，他前後出國深造了11個春秋。

務農·稻作之父

1924年學成回國後，丁穎在廣東大學農科學院（中山大學農學院前身）出任教授。上世紀20年代，中國的農科院系剛剛起步，參考資料奇缺，認真教書的丁穎不願像多數教師那樣拿本洋教材便照本宣科，他夜以繼日地翻閲農書古籍，並通過闢試驗田試驗積累資料，編書講義，撰寫論文，在以丁穎為首的農學家們的多年努力下，中國的稻作學科體系才逐漸建立。

然而丁穎並不滿足於執教鞭、搞小實驗的學院派生涯，還把目光投向了黎民蒼生。當時中國這盛產稻米的大國，每年竟要進口洋米七八百萬擔，1000多萬兩白銀源源外流，而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更是過着飢寒交迫的日子。革新農業、造福蒼生的熱血常在丁穎以頭翻湧，在教學同時，他積極開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規律的研究，並對廣東糧食生產問題做了大量調查，寫出《改良廣東稻作計劃書》和《救荒方法計劃書》，建議政府每年撥出1%的洋米進口税作為稻作科研經費，但這些飽含拳拳之心的種種考慮均石沉大海。

重重困難曾令丁穎十分鬱悶，但沒有動搖他的意志，決意為“螞蟻爬行的方式，苦幹到150歲”。當局的麻木不仁，使水利、肥料等農業大環境無法改良，他立足現實迅速調整科研計劃，決心先培育水稻良種加以推廣，達到使農民增產的目的。

1927年，他費盡口舌才拿到政府可憐的260元開辦費，又變賣祖產補充經費匱乏，在茂名縣公館墟籌建了我國第一個稻作專業研究機構－－南路稻作試驗場，以育種為主，同時開展灌溉、施肥、氣象、稻作分類等研究。説是試驗場，其實是租來兩間泥房和60畝長年乾旱的坡地，丁穎帶着兩名技術員和幾名民工便開始苦幹。在這裏，無論從居住、伙食、衣着乃至膚色，這位留洋教授都與民工沒有兩樣。只是每天勞作完畢民工休息後，他在油燈下繼續研究寫作。經費難以為繼時，他又用“賣青草”預售良種辦法勉力支撐。這樣苦心經營多年，陸續育出“田基度7號”、“黑督4號”等等高產、省肥、抗惡劣環境的水稻良種，廣為推廣。

1930年開始，他又先後開闢了石牌稻作試驗總場和虎門(沙田)、東江(梅縣)、北江(曲江)等試驗分場，之後10餘年間，幾個試驗場共育出良種60多種，廣泛推廣到南粵大地。當時國際上流行的是“洛夫選種”法，即在優越的水、肥條件下育出“良種”然後推廣各地，這樣往往因水土不服而難高產；而丁穎卻創立了“區制選種法”，即在種植條件最差的地方設試驗場育出良種，然後在當地推廣，一般都比當地原有品種增產5％～25％。在餓殍遍野的那個年代，增產的糧食成為千千萬萬人的救命口糧。1938年日軍侵入廣州前夕，中山大學決定內遷。在撤離前一天晚上，炮聲隆隆中大家都慌亂地收拾細軟，丁穎卻來到稻作試驗總場，將當年夏天收穫的400多個水稻品種細細包裝，一直忙到深夜，次日清晨又把幾百個良種番薯種苗分類，等他帶着這些“寶貝”趕到碼頭時，幾乎誤了撤離的航船。而這些被丁穎冒着生命危險搶運的稻種後來被播種繁殖到抗戰勝利。

在抗戰中，丁穎隨中大三遷校址，顛沛流離，1940年遷址粵北時，他出任農學院院長，因他在農學界威望已高，一批國內頂級的農學專家應他邀請欣然冒着炮火來任教，使中大農學院一時才俊雲集。這為後來經院系調整後成立的“華南農學院”成為農業學術重鎮打下了基礎。

愛農·與農為伍

出生自農家的丁穎，在跳出農門成為教授後卻仍一生願“與農民為伍”，這源於他對農民、對土地和對自己專業農學的無限熱愛。

解放後，百廢待興的建設熱潮令丁穎熱血澎湃，更爭分奪秒地投入工作。1957年丁穎出任中國農業科學院首任院長，仍兼任華南農學院院長。上世紀60年代初，他親自主持的“中國水稻品種對光、温反應特性的研究”，這是一項規模宏大的科研項目。他組織了12個協作單位，選用各稻區有代表性品種157個，在8個省(自治區)的10個試點進行歷時3年的實驗，取得了空前浩瀚的科學數據，並根據部分資料整理成專題論文於1964年在北京科學討論會上宣讀。不幸該研究未竟他身先逝去，餘下的工作由他的助手們完成。

1963年他以75歲高齡，親自帶隊考察西北稻區，從張家口到山西、內蒙古、寧夏、甘肅、新疆、陝西等地。由於長途勞頓，回來後感到體力不支，日漸消瘦。身邊的助手無不為他的健康擔憂，勸他療養，但他堅持工作，後來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他才無奈地帶着大箱圖書資料，去無錫太湖“療養”了37天(療養期應為3個月)。隨後，他瞞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國勞模陳永康的水稻高產試驗田，接着又風塵僕僕地趕回北京參加科學大會。接着帶病去山東考察稻作。在病情急劇惡化時，還堅持在濟南做完了考察報告。1964年10月，丁穎經確診為肝癌晚期，在京住院僅20天就與世長辭了。

一代中國稻作之父，在為中國農業的奔走中真正的鞠躬盡瘁。(嚴家森)

簡歷

１８８８年１１月２５日　出生於廣東省高州縣（原茂名縣）謝雞鄉碩塘村。

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　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學習。

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　在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學習。

１９１４—１９１６年　任廣東省高州縣中學、高州農校教師。

１９１６—１９１９年　在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學校學習。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年　任廣東省教育廳督學。

１９２１—１９２４年　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院學習、獲學士學位。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　任廣東大學農科學院教授。

１９２６—１９４０年　任中山大學農學院教授兼稻作試驗場主任。

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　任中山大學農學院院長。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年　兼農林部西南作物品種繁育場場長。

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　中山大學農學院教授。

１９５０—１９６４年　任廣東華南農學院院長

１９５７—１９６４年　任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兼水稻生態室主任，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　病逝於北京。

主要論著

１　丁穎．廣東稻作改良及將來米食自給之可能性，中華農學會報．１９３３．１１３：１—４．

２　丁穎．廣東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之新種．中華農學會報，１９３３，１１４：２０４—２１７．

３　丁穎．中國古來粳秈稻種栽培及分佈之探討與栽培稻種分類法預報，中山大學農學院農林研究委員會

叢刊，農藝專刊，１９４９，６．

４　丁穎．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及其演變．農業學報，１９５７，８（３）：２４３

—２６０

５　丁穎．中國水稻栽培學．北京：農業出版社，１９６１．

６　丁穎．關於西北乾燥地區的水稻品種和栽培技術問題，中國農業科學，１９６４（１）：１—１１．

７　丁穎．中國水稻品種的生態類型及其與生產發展的關係．作物學報，１９６４，３（４）：３５７—３６４．

８　丁穎稻作論文選集編輯組。丁穎稻作論文選集．北京：農業出版社，１９８３．

９　丁穎．水稻純系育種法研討，丁穎稻作論文選集．北京：農業出版社，１９８３，４５２—４７８．

１０　丁穎．我國稻作區域的劃分．丁穎稻作論文選集，北京：農業出版社，１９８３，９４—１０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