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故鄉的歷史小説

上個世紀80年代，楊廣虎正在西安求學，他就帶着我在西安的一位朋友的推薦信來到我家與我談文學。那個時侯，我就知道他在寶雞上國中時就開始發表小説和詩歌。2002年，我來西安工作後，知道他是一位活躍於文壇的“70後作家”，在《詩選刊》、《天津文學》、《延河》、《百花園》等國內外文學刊物發表文章600多篇，出版個人作品集多部，也獲得西安文學獎，第五屆冰心散文獎理論獎，第三屆陝西文藝評論獎、第二屆中國徐霞客散文遊記獎等。基於他不凡的文學實力，我在改刊《陝西文學界》後不久，就在《青年作家欄》介紹過他，配發了張志春教授為他寫的評論。

癸已年秋月的一天，我正在岐山周公廟參加一個散文筆會，廣虎來電説他寫了一部關於寶雞名仕“黨崇雅”的人物傳記歷史小説，邀我為他寫個序。

“黨崇雅”是明末清初西府寶雞一位很有影響的“大官”，因其曾被授國史院大學士而入閣，老百姓稱之為“黨閣老”。閣老是明清之際時人對入閣官員的一種通俗又不失尊敬的稱呼。清時，內閣制多有變化，稱謂上也有些不同，但入閣實際上就是拜相。

我在寶雞生活多年，關於“黨閣老”其人其事在民間流傳的很多故事早有耳聞，但《明季北略》、《寶雞縣誌》等一些正史的記載與之出入很大。到底是民間傳説接近於歷史的真實，還是正史記載歪曲了這個“為民請命”的歷史人物形像。這個問題至今爭論不休。當然，小説不是歷史教課書，小説需要想象和虛構。然而，歷史小説創作需要尊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真實。這就需要作者對當時的歷史真實進行縝密地梳理，把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歷史的判斷與審美的判斷有機地統一起來。

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主體。個人在歷史前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限的。歷史小説的文學創作如何走出歷史的“故紙堆”，如何把風雲變幻，塵封己人的複雜歷史事件和人物挖掘出來，在還其歷史本來面目的基礎上又大膽想象和虛構，使人物命運透射出歷史發展的光影，讓人們充分了解歷史上的“黨閣老”。通過文學形象的塑造，推陳出新，讓這一歷史人物鮮明化、形象化、立體化，青年作家楊廣虎擔當了這一責任。

廣虎生在蟠龍塬，從小耳聞目染，聽到大人講過許多“黨閣老”的故事，獨隱秦嶺終南山，經過十餘年對明清歷史資料的苦讀，特別是對一些細節的發掘，加上他獨有的審美惑受和文學見解，歷時三載，終於完成了這部歷史小説的創作。

看了這部人物傳記歷史小説，我有以下的幾點感受：

一、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用文學的形式藝術地再現了 “人民羣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源是在於其種種複雜的內外部矛盾。”這些基本觀點。明清易幟，朝代更替，這是矛盾發展的結果，歷史的必然。“勢事造英雄”。凡是有作為的人，對社會歷史都曾起過一定作用的人，都程度不同的要在歷史上留下一些痕跡。作為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個體，社會前進的一份子，黨崇雅，被歷史所擠壓、推掀、脅裹，其所作所為，往往不完全是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有歷史推動的原因，也有個人選擇的因素。作者在這方面有自己辯證思考的整體性。

二、站在民族大團結的角度，表現一個封建仕大夫的愛國主義情懷。愛國主義是一種國家思想觀念下的生活品德，對於政權集團內部的上層政體的政治人物來講，自覺維護國家和政權利益是其不可推御的政治責任和義務。由期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和社會，上層建築的政體掌控者一定要以博大、寬闊、仁慈、和善的情懷關愛我們每一個民族和公民。中國歷史上兩次異族建朝，一次是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建立元朝，一次是有英明遠慮的努爾哈赤建立清朝，許多漢民族的精英立朝輔政，實現了民族團結、融合和發展。黨崇雅就是一例。不管怎樣，一個人，在歷史的長河中，是一粒沙子，只要愛國愛民，順應歷史發展，才不會被歷史淘汰。

三、堅持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深受儒家教化、詩禮傳家的黨崇雅，在社會歷史的鉅變中，更朝換代三易其主，政治動盪，人格撕裂，氣節隱匿，裝聾賣啞，消遙不黨。他既非閹黨，也不是東林黨，置身於朋黨鬥爭之外，關注民生疾苦，做好本職事務。有人説他做官圓滑，毫無操守；有人説他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是智意之材；有人説他是奸佞降賊，見風使陀的失節政客；有人説他是“良禽擇木而棲”，投誠仕清有眼光等等，但最終被乾隆皇帝定為“貳臣”。這就需要我們把歷史人物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去客觀公允的評價，探幽發微，不能拿現在的眼光去判斷和衡量當時的人和事。黨崇雅作為那個時期封建仕大夫階層的代表人物，有其先進性的一面，也有其歷史侷限性的一面。這部小説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料、知識和個人成長經歷，特別是他深處明末清九年級十年的複雜環境中，所做所想、心理鬥爭，便於我們全面的瞭解這段歷史、瞭解這個人物。

四、注重細節虛構，寫活歷史人物。作者選取明末清九年級十年這一重要歷史階段作為背景，在大明、大順、大清的三朝更替、朋黨之爭、滿漢對抗，各種矛盾尖鋭的鬥爭中，用生活細節突現黨崇雅這一複雜的人物形象。寫他圓滑的迫不得己；寫他感情的自然流露；寫他進退在朝野之中的必然性。作者把歷史文獻、野史逸聞、民間傳説、宮廷朝政、隱士文化、地域風情、旅遊文化、法律財政等揉合在一起，既是明清的“上河圖”，又是生活的“浮世繪”。作者給黨崇雅的政治人格中注入詩人的浪漫氣質，在政治人格與文化人格的統一中展開細節的虛構和描寫，把零碎、散漫的歷史材料貫穿起來，在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中傳達自己的文學觀念。

黨崇雅告老還鄉，在寶雞太平堡先後十年間所寫的詩集《鵑失啼》自序中説：“曾聞鳥之鵑者，愧德不靈，若遂自亡，化而為鳥，血鳴達旦，餘曷鳴乎，惟德不朽，生其具耳，是以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衞武公行年七十，而興淇澳綠竹之感。原所存出，豈無謂哉，餘也按步循牆，詎敢自外於古，不了之生，逼八十矣。視彼五十，七十，課行若何，晝為夜息，旦氣若何。追昔泣今，此心之悔，翻天覆地。猶然我也，秦人不自哀，誰其哀之，亦曰：山間明月，江上清風，且得一寸心，容此萬斛愁，蘆灰可止滔水也耶？二子能指東南翔雍耶?鑿井窺天，傾肝瀝膽，卒至竭思，血枯歸化，不得結舌無聲，人乎鳥乎，向誰鳴乎。故曰《鵑失啼》。”他的悔恨之心、，可見一斑。他是一個三朝元老，更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人，只有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我們才有可能理解他的所作所為，行為方式。

黨崇雅不被世人完全理解，是因為我們還有許多不知道的歷史真相。這一思想，在廣虎的筆下得到了説明。

廣虎是寶雞人，他創作這部小説，是對故鄉往昔歷史上的一些人事的回望。多年前，他曾説過，要為故鄉寫一本書。這部作品既是寫給故鄉的，也是寫給整個社會的。

故鄉在何方？在遠方，在遙遠的地方；在生命的童年裏，在遙遠的記憶中。

一個人的背影在歷史的大幕下，在歲月的衝擊和覆蓋下，變得日益模糊，很不清晰。但對故鄉的情感永遠是鮮活的。

故鄉不僅僅是每個人地理意義上出生的地方，也是心靈深處一片“淨土”，心隱的地方。

這塊心靈的芳草地，在每個人的情感深處。四十不惑的廣虎在工作之餘，以一顆平靜之心創作了這部人物傳記歷史小説，很不容易。 可是説，這部小説是一部富有情感色彩的地理志，一部隱士生活的心靈史。

我祝賀他，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