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辰簡介
林 辰：一位正直愛國知識分子的人生跋涉
張小鼎
著名學者林辰先生離開我們已一年了。林辰先生的遠祖原系福建閩西（今福建長汀一帶）人，其後代經商遷移至貴州定居。他於1912年6月3日誕生在貴州郎岱（今六枝）一個沒落的封建家庭。祖輩曾有人應試科舉，做過縣官，後衣錦還鄉，回郎岱置地購房，頤養天年。由於只出不進，坐吃山空，到了父輩，家道日趨敗落。
林辰原名王輝農。早年用過的筆名有詩農、施農、芝子、上官鬆、石筠等。而使用頻率最高，又最為人們所熟知的則是林辰。此二字系由“農”的原繁寫異體字之一“”字，上下分拆開而來。從1940年開始署用，延續了半個多世紀。
幼年的詩農進過兩年私塾，其後進入郎岱縣立高等國小，接受、學習到近代較新式的教材，於1924年畢業。翌年入貴陽私立達德中學，1926年又轉入省立貴陽師範學校。這時受新思潮、新文化傳播影響，他有機會廣泛瀏覽《語絲》、《莽原》等進步期刊，如飢似渴地閲讀了魯迅的《吶喊》、《彷徨》和許多新文學名著。同時，他不僅開始學寫白話文，投到校刊發表，而且更重要的是思想受到薰陶和啟迪，重新審視周圍的一切，尤其對封建軍閥統治下十分封閉落後的貴州現實，深感不滿。1929年底離開貴陽，風塵僕僕地徒步半月去到較為開放的重慶。後乘船東下至南京，旋又前往上海。他在上海接觸瀏覽了不少左聯的文藝刊物和革命文學家的小説詩歌文學作品，閲讀了許多中外文學名著，同時還認真研讀了一些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所有這些無疑都充實了他的學問，開闊了他的視野，提高了文學修養。
由於不滿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腐敗，一心向往革命聖地延安，林辰曾懷揣友人的介紹信前去重慶曾家巖50號聯繫接洽，會見了徐冰同志。經再三申述請求，徐冰只好又寫了封給董必武的介紹信。據林辰晚年回憶，1939年冬的一個上午，他冒着極大風險，隻身前往四周被國民黨密佈特務進行監視的紅巖村18集團軍辦事處，謁見董必武同志。董老熱誠地接待了這位追求理想、嚮往延安的青年，語重心長地開導勉勵他：哪裏都可以學習、工作麼，你在這裏比在延安作用會大一些；留在重慶，可以自己的言行在青年學生中做很多工作。去延安的願望雖然未能實現，但董老的親切接待和諄諄教誨，給了他極大的精神鼓舞，令其終生難忘！直到年過古稀時，他還深情地回憶起青年時代的這件往事。
遵照董老的教誨，林辰留在了國統區，認認真真、兢兢業業地從事教學與育人的工作。當時有不少青年學生受林辰的言行影響，走上革命道路，參加了共產黨。教學之餘，他還經常在《民主報》、《大公晚報》、《新生報》和《新華日報》上發表反對日本侵略和揭露國統區政治腐敗的雜文。
這一時期林辰還積極參加黨所領導的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運動。1945年2月22日，在陪都重慶，由文化界312位知名人士聯名發表了《文化界時局進言》，公開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實現民主政治，召開各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停止特務活動等要求。這宣言由郭沫若起草後，祕密地、廣泛地徵集簽名，富有正義感的林辰是該宣言的簽名者之一。當這份得到包括文學藝術界、社會科學界、自然科學界300多位代表性人物有力支持的宣言，在《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上公開發表後，“在山城引起了極大的震動。蔣介石見了暴跳如雷”，“震撼了蔣家小朝廷”。（茅盾：《我走過的道路·走在民主運動的行列中》）不久，勃然大怒的蔣介石悍然下令解散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
1947年1月林辰又參加了重慶市大中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示威大遊行，並在《新華日報》發表《不與同中國》一文，抗議政府當局鎮壓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罪行。同年夏，因在大會上痛切陳詞，極力主張罷教、罷課，營救被捕學生而被鄉建學院解聘，在白色恐怖籠罩下，過着沒有保障的困苦流離的生活！
出於對魯迅先生精神人格的特別景仰和其著作的異常喜愛，林辰在繁忙地從事教學、寫作，參加重要社會活動之餘，始終堅持閲讀、學習魯迅小説詩歌文學作品，蒐集有關生平史料，甚至不辭勞苦，徒步二三十里地前往較大城市設法借閲20卷本的《魯迅全集》，開始潛心研究有關魯迅的生平史實。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林辰陸續在報刊上發表一些研究和考證魯迅生平、事蹟、思想、著作的文章。如：《魯迅與韓愈———就教於郭沫若先生》、《魯迅赴陝始末》、《魯迅曾入光復會之考證》、《魯迅的婚姻生活》等等。這一時期，在艱難困苦的生活中寫下的許多研究文字，有不少是直接在《新華日報》上陸續發表的，如《魯迅在仙台》、《魯迅歸國的年代問題》、《魯迅對三一八慘案的抗爭》、《論〈紅星佚史〉非魯迅所譯》等等，產生一定影響。他的這些研究文章，由於史料翔實，考證細密，學風嚴謹，見解獨到，論辯有力，因而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和讚賞。
在發表這些文章的同時，林辰又着手《魯迅傳》的撰寫，至1949年初，已完成了傳文第八章《在鐘樓上》，並應友人、著名作家、翻譯家林如稷的邀約，在其主辦的成都《民訊》上連載；由於政治形勢的急遽變化，這部《魯迅傳》僅在1949年1月至3月的《民訊》4、5、6期上發表了開頭的兩章半而終被擱淺，未能一氣呵成寫完全部書稿。
重慶解放後不久，林辰先後出任四川教育學院、重慶大學的教授和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此時，他以更加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自己所熱愛的教學育人工作中去。他的淵博知識和嚴謹學風，循循善誘與誨人不倦，很快贏得莘莘學子的歡迎與愛戴！不久，他又趕赴上海魯迅著作編刊社，開始了後半生專門從事魯迅著作的蒐集、整理、註釋、編輯工作。
1952年7月上海魯迅著作編刊社遷來北京，併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魯迅著作編輯室。在馮雪峯同志領導下，他與編輯室同仁王士菁、孫用、楊霽雲等專家一道，積極熱情地參與了具有開創性的第一部附有註釋的10卷本《魯迅全集》（1956－1958年版）的編注工作。其中林辰主要承擔《故事新編》、《華蓋集續編》、《而已集》、《準風月談》、《兩地書》等五種和書信中的一部分。附有註釋的10卷本《魯迅全集》的編注出版，是魯迅著作出版史上的又一座豐碑。它不僅為千百萬讀者提供了魯迅著作的可靠文本，而且對普及魯迅小説詩歌文學作品，開展魯迅研究，弘揚魯迅精神都具有重要意義和推動作用。
如同中國許許多多正直愛國、富有成就的高級知識分子一樣，林辰在“文革”的政治風暴中經受了煉獄式的嚴峻考驗。1969年陰曆8月中旬，他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事們一起乘火車，千里迢迢地前往湖北，奔向咸寧附近的窮鄉僻壤向陽湖。向陽湖期間，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繁重勞動是春天水田裏插秧：天還不亮就起牀，洗漱完畢，馬上步行數裏，趕到田頭，旋即脱去鞋襪，赤腳下水，然後彎腰弓背，開始一整天緊張的插秧。傍晚勞動收工後，疲憊不堪，腰痠腿痛……他還和著名翻譯家、魯迅研究專家，戴着深度近視眼鏡的孫用搭伴，以第一流專家、學者身份充當一陣“放牛倌”。後來為了照顧他的身體，又曾讓他與具有二萬五千里長徵光榮歷史而又戴過“右派”帽子的著名詩人、作家馮雪峯一起，看門值班，夜間巡邏，負責保衞。
事隔約30年後，當《向陽湖文化報》的總編輯於某天採訪林辰時，一向為人謙遜寬厚的林辰卻説：“我們只是普通人，不值一提，但像冰心、張天翼、臧克家、樓適夷、馮雪峯、陳白塵等人在那裏看菜地、放鴨子，卻是不容易的。還有一位已故翻譯家孫用是帶着家眷去的咸寧，他很有才學……”
“四人幫”被粉碎後，林辰以60多歲高齡滿腔熱忱地投入到新版《魯迅全集》的編輯註釋工作中去。雖然年高體弱，他謝絕照顧，堅持整日上班；定稿討論時，常常一邊服藥，一邊出席會議，堅持參加全部討論。為了註釋條目的簡潔、準確，在充分佔有翔實可靠第一手原始材料的基礎上，他往往絞盡腦汁，思考再三，字斟句酌，反覆推敲，直至修改到滿意時為止。
為了報答組織的關愛，林辰主動請纓，承擔起難度很大，較少為人關注研究的冷門課題：“魯迅與古籍”。為充分挖掘、蒐集這方面的第一手資料，他不辭辛勞，風雨無阻，天天跑北京圖書館，常常成為該館善本室的第一位讀者。工夫不負有心人。正是在這裏，他終於首先發現了不少長期被湮沒的魯迅手稿和題跋之類的佚文。如：《〈雲谷雜記〉跋》、《〈百喻經〉校後記》，以及經魯迅輯錄或校勘的整部古籍：東晉謝沈《後漢書》與唐人的《沈下賢文集》等等。這就使編注研究工作均取得新的突破，也豐富充實了新版《魯迅全集》所收文章篇目。
作為1981年新版《魯迅全集》編注工作的參加者和定稿領導小組的重要成員，林辰不僅重新校閲、修訂了《故事新編》的註釋，還參與討論和改定了包括《中國小説史略》、《漢文學史綱要》、《古籍序跋集》在內的共22種魯迅著作的註釋。
1984年2月，林辰退休，但他仍堅持抱病主持編校四卷本《魯迅輯錄古籍叢編》，本書在1999年出版。2001年，林辰又被任命為《魯迅全集》修訂工作委員會成員。可惜因身體原因，他已不能參與實際修訂工作了。
作為學者、作家的林辰，26歲時開始發表小説詩歌文學作品。抗戰時期的40年代是他的創作旺盛期。當年出版的《抗戰文藝》、《文藝陣地》、《野草》、《新華日報》等刊物報紙上時常能見到他的雜文、短論和研究魯迅的文章。1942年林辰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解放初曾任重慶文學工作者籌委會副主任，西南文聯籌委會委員，並當選為重慶市第二、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參加過第三、四次全國文代會。他還曾被推選為中國魯迅研究學會理事；又受聘為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顧問；推舉為工程浩大的《魯迅大辭典》的顧問兼編委。
林辰十分酷愛書籍。終其一生，他讀書、淘書、購書、藏書、編書、寫書，真是與書籍為伴，結下了終生不解之緣。晚年的林辰，有一次在到處堆滿書籍的卧室兼書房和會客室中，於昏暗的燈光下，操着濃重的鄉音，不無感慨地對筆者説過：“唉，小鼎同志，我這一輩子什麼都不會買，就只會逛書攤、跑書店、買書……”
事實上他也確實終生節衣縮食，省吃儉用，數十年如一日，執着專注地搜求自己所喜愛的古今中外各類圖書。其中除千餘冊線裝古籍書外，尤以五四以來新文學作家、特別是二三十年代所出小説詩歌文學作品和魯迅著作的各種珍稀版本居多。內中不乏許多作家、詩人、編輯家、學者等現當代文化名流的簽名本，如：葉聖陶、蹇先艾、馮雪峯、艾蕪、孫伏園、許廣平、周振甫、秦牧、邵燕祥、姜德明以及吳虞、周作人、梁實秋、胡也頻、白採……等等。這些具有紀念意義和一定文物價值的文化名人手跡簽名本主要來自兩個不同渠道：一是友人親自題字相贈；一是千百次淘自各種舊書店、書攤，日積月累獲得的。歷經幾十年人世滄桑、特別是戰亂和動亂而終得保存下來，確實難能可貴，其數量粗略統計達數千冊之多。林辰生前就曾明確表達，日後將自己全部藏書，捐贈給北京魯迅博物館。如今，這個心願已經實現了。
林辰一生治學嚴謹，厚積薄發。他留下的學術著作主要有《魯迅事蹟考》（1948年7月上海開明書店初版；解放後1955年4月上海新文藝出版社重版，1981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新一版）、《魯迅述林》（1986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編有《許壽裳文錄》（1986年9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尚有經《魯迅研究月刊》原副主編王世家細心整理的《魯迅傳》遺稿；此外還有生前早已編就而至今未能出版的以學術隨筆為主的《跋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