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達簡介
國 殤
作者：霍達[回族]
出不入兮往不返，
平原忽兮路超遠。
……
帶長劍兮挾秦弓，
首身離兮心不懲。
——屈原：《九歌?國殤》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杜甫：《蜀相》
危險信號：新星早殞、棟樑先折、他們沒有晚年。這是一種什麼“奇異方向”?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日，北京。
春寒料峭，春草吐青。一元復始，國秦民安。丁卯年的春節剛過，空氣中還飄散着鞭炮的硝煙：元宵節在即，街頭的攤商爭售白生生的湯圓。人們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
遠離城區的八寶山革命公墓，人生的最後一站，生者與死者分手的場所。一派肅殺，滿目蕭索。大禮堂中，沉重的哀樂被數百人的哭聲所淹沒。人們肅立着，垂下痛苦的頭顱，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們當中有中央領導人和名聞遐邇的科技界專家、權威：方毅、宋健、周培源、錢學森、盧嘉錫、嚴東生、周光召……禮堂正中和兩側擺滿了花圈，下款署着一個個如雷貫耳的名字：萬里、嚴濟慈、張勁夫、茅以升……黑色的布幔上，懸掛着死者的遺像，一張蒼白清瘦的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滿頭青絲。與送葬行列中的那些白髮老者相比，他還那麼年輕!在他的面前，白色的輓聯上令人觸目驚心地寫着：
新星早殞……
棟樑先折……
是的，他是一顆燦然升起的新星，一根頂天立地的棟樑，但是，卻突然殞落了，折斷了!舉世矚目的數學家張廣厚從此離開了他的數學王國，離開了他的祖國和人民，年僅五十歲!
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楊樂主持遺體告別儀式。痛失戰友、痛失英才，他泣不成聲，“遺體”兩個字，怎麼也説不出口!廣厚，你正值才華橫溢、奮發有為的中年，我不敢相信面前的你竟已是“遺體”!
對這篇報告文學的讀者來説，張廣厚的名字毫不陌生，因為它早已傳遍了中國和世界。
一九六二年，張廣厚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同年考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成為著名數學家熊慶來教授的研究生。從那時起，他與楊樂長期合作，在整函數與亞純函數值分佈理論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並系統化地寫成專著《整函數和亞純函數理論》，從而震動了全人類的數學界!“虧值、漸近值和奇異方向”是函數論中三個重要概念，芬蘭著名數學家、近代函數值分佈理論的創始人奈望利納早在一九二九年就曾意識到虧值和漸近值之間有某種關係，並且猜測：虧值也是一個漸近值。但十年之後，他的猜測被否定了。近四十年來，國際上許多著名數學家都在反覆思考這個問題，他們力圖證明這三個概念之間的差異，但都沒有取得成功。張廣厚和楊樂認為：前人辛辛苦苦地試圖證明三個概念之間的差異，之所以欲速不達、白費力氣，癥結在於“南轅北轍”；他們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去尋找三者之間的聯繫。他們用了十年時間，砥礪琢磨，鍥而不捨，終於成功了!在瑞士蘇黎世舉行的國際數學分析會議上，他們發言之後，奈望利納激動地作了長篇評論，他説：“我的猜測被否定了。我猜測的關係是假的，現在你們成功地證明了它們之間的關係，這是一項高質量、富有成果的工作”，“我認為，現在歐洲數學家們應該向你們學習了!”
楊樂、張廣厚為祖國贏得了榮譽。“楊、張定理”被載入史冊，使他們的同胞感到由衷的驕傲，像陳景潤解開“哥德巴赫猜想”之謎一樣，他們是數學王國的勛爵，是祖國和人民的驕子!
他們的這一傑出成果，是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取得的，芳林寥落，紅杏出牆，該是多麼艱難，又多麼可貴!
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一九七七年，全國各大報紙都在第一版的顯著位置報道了張廣厚的學術成就，他年方四十，已“功成名就”，在被十年浩動耽誤了青春歲月的同代人中，他是幸運兒、佼佼者，屬於令人羨慕的大器早成；一九八七年，他剛剛過了五十歲生日，卻溘然長逝，與那些歷盡劫難仍然健在的前輩相比，他走得太早了，早得令人難以置信，令人扼腕太息!登上“整函數與亞純函數值分佈理論”的高峯，在“虧值、漸近值和奇異方向”的研究中作出具有世界性的突破，正當“無限風光在險峯”之際，誰又能夠料到，生命留給他的僅僅只有十年!這十年，是他的生命之火最為旺盛的十年，人生和事業都趨於成熟的十年，比金子還要寶貴萬分的十年，他覺得面前的路還很長，他的事業還剛剛開始，卻不知道這一切都要很快地結束了。他從來也沒有研究過也不可能研究：他這一代知識分子中出現的英年早逝，是一種什麼“奇異方向”?
他把這個非數學的命題留給後人了，留給他的師長，留給他的領導，留給他的戰友，留給他的親人，留給那些認識他的和不認識他的同代人，留給他匆匆而過的這個時代。
張廣厚之死，帶給人們的震驚決不亞於他十年前的一舉成名。一個天才，卻為什麼這樣短命?難道我們十億人口的大國還養不活一個數學家，不能給他的工作、生活、醫療保健提供一切必要的條件嗎?提起張廣厚，讀者也許以為像他這樣的名人一定會擁有舒適的住宅，過着優裕的物質生活、有完備的保健條件，如稀世珍寶般地“供養”起來，萬無一失……
那麼，我們不妨去拜謁一下數學家的故居。
這兒，就是這兒。在京城北郊馬甸的兩間低矮簡陋的小平房裏，張廣厚和他的妻子帶着兩個女兒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這是張廣厚自己動手用磚頭隔成的“兩間”房，這邊放一張雙層木牀，住着妻、女，那邊放一張單人木牀，一張破舊的兩屜桌，一把木椅，權作他的卧室兼工作室，這些就是他們的全部家當，連同不可或缺的蜂窩煤爐子和鍋碗瓢盆。每天，他騎着自行車繞過大半個北京到遠在西郊的“科學城”去上班。回到家裏，還要買菜、捅爐子、做飯、哄孩子。張廣厚忙，妻子也忙，能者多勞的丈夫主動擔起在常人眼裏似乎應由妻子承擔的繁重家務，兩個女兒都是他帶大的，柴米油鹽、衣食住行都需要這位大數學家去精心運算、巧為安排，以避免“赤字”。早在他讀研究生時，大女兒就已經出生了，他每月四十二元工資，除了這個小家庭的開銷，還要寄給唐山的父母二十元，父親是早年傷殘的老礦工，母親是家庭婦女，他作為長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礦工的兒子張廣厚是半工半讀上完中學考入北大的，畢業了，掙錢了，自然更得養家。扣除一切，他每月的生活費只有十七元，再扣掉這個愛書如命的人的買書錢，幾乎連飯都吃不上了。一九六七年，他研究生畢業，工資調到六十九元，二女兒又出世了，這六十九元工資一直延續了十幾年，卻從未間斷奉養雙親。至於他的工資終於提到了一百九十元，那已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事了。人們儘可以憑着豐富的想象力去揣測：在經濟拮据、營養缺乏的情況下，他那一米八五的大個子和高強度的腦力勞動消耗，到底靠什麼去補充、去支撐?
靠的是他對於事業如宗教徒那樣虔誠而堅定的信念。他高高的顴骨上面，一雙黑亮的眼睛閃爍着貧賤不移的光芒：“我可以拋棄一切，只要數學!”為了他心目中那神聖的數學，張廣厚可以忍受一切，當他的神思在數學王國遨遊的時候，他可以把一切忘卻!騎車上班的路上，他在思索；懷抱嬰兒唱催眠曲的時候，他在思索；淘米做飯的時候，仍然在思索。他會突然扔下切菜刀，急急忙忙地去尋找紙筆；他會在炒菜鍋裏油沸之際，突然轉身去演算數學。“爸爸，鍋燒着了!”女兒在驚呼，他如夢方醒!
也許正是這忙亂的節奏、擁擠的斗室，造就了他獨特的工作習慣。他很難在那張全家人共用的兩屜桌上踏踏實實地用功夫，反而覺得在夜深人靜之時，躺在他那張單人牀上，頭腦才格外清醒，徹夜不眠，輾轉反側，那是他的最大享受!
張廣厚正是在這陋室中做出了驚人的成就。他的妻子——一位面色蒼白、形容憔悴的中年婦女，清清楚楚地記得，在丈夫潛心寫作學術論文的時候，是怎樣忍受着貧困的煎熬甚至忍受着飢餓。他拿着論文的初稿去請教導師，早晨離家之前只能喝一碗棒子麪粥。在老教授的容廳裏一坐幾個鐘頭，那點兒棒子麪粥早就頂不住了，他想抽支煙壓制一下食慾，兜兒裏的那盒價值一毛九分錢的“戰鬥”牌香煙卻拿不出手。也許老教授看出了他的神色異樣，也許聽到了他的飢腸轆轆，及時地中止了他們之間那嚴肅而又熱烈的理論探討，説：“你餓了吧!中午就在這兒吃飯吧!”只有廣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餐午飯吃的是什麼滋味兒!
妻子記得，一九七八年的春節，她和廣厚是怎樣過的那個“馬年”。大年三十一早：廣厚就把孩子都打發到堂兄家去“過年”，他自己則拉上妻子幫他查資料、校文稿，在年頭歲尾作學術的“衝刺”，從早上六點一直忙到大年七年級的凌晨，終於把五萬字的論文完成了。此刻，北京城萬家燈火，鞭炮齊鳴，家家團圓，普天同慶，而在數學家張廣厚的寒寓裏，夫妻兩人這才想起來吃一點兒前天的殘湯剩飯。只有廣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頓“年飯”吃得多香!
那時，他已經“成名”了。
再看看這兒吧，這是張廣厚現在的家。位於“科學城”中的數學所宿舍樓，給了他三間，真不容易。但喬遷新居已是一九八三年了，比成名時間晚得多!
在新居里他當年那張裂着大縫的舊兩屜桌還顯眼地留到今天，仍在“物盡其用”，只不過已經擺在女兒的房裏了。女兒不忍心讓爸爸再在這張破桌子上演算，廣厚終於有了一張寫字枱，他可以從倚枕苦思的境況中解脱了，伏案揮筆，通宵達旦，次日早晨留下滿滿的一碟煙蒂……
我們曾經為鐳之父比埃爾?居里至死沒有得到一間實驗室而遺憾，我們當然應該為數學家張廣厚生前總算有了一間書房而欣慰。然而，這卻來得太晚了。就在張廣厚搬入新居的一九八三年，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是三年，他那頑強的生命最終沒有戰勝病魔!
楊樂説：“張廣厚患病期間，組織上不惜財力、物力挽救他的生命……”是的，誰也不會懷疑那裏的領導會為“挽救”這位數學尖子而吝惜錢財，但是人們仍然不可理解：張廣厚患的並非不治之症，而只是尋常的乙型肝炎，為什麼偌大京城、諸多醫院卻對此無能為力呢?
醫院也有難言之苦。北京市中關村醫院，地處“科學城”，擔負着這個地區一百二十五個單位共十七萬人的醫療保健任務，其中副研究員以上的有一千一百人，知名科技人材二百多人，平均每天門診量兩千一百人次，但是，這個醫院的副主任醫師僅有七人，主治醫師四十八人，醫師六十六人，醫士十四人。醫院的醫療設備條件差，化驗室的多數儀器都是五十年代購進的，化驗增控指標不準確，與臨牀結果不符。病牀少，住院病人多，擁擠不堪，供應室年久失修，漏雨，無菌消毒難以保證……一九八七年衞生部責成海淀區幾大醫院對口檢查，結論是：這個醫院還不如公社衞生院! 要知道，這可是在“科學城”為那些科技界的“尖子”們看病的醫院啊!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人們在指責醫務人員時未必知道這一切!
張廣厚的病使唐山人不安。你是礦工的兒子，是唐山的驕傲，在北京治不好就到家鄉來吧，住咱工人的醫院，喝咱家鄉的水，吃咱家鄉的飯，補補你的身子吧!我們一定把你的病治好，讓你養得棒棒的，再送回北京去，給咱唐山、咱中國爭取更光彩的臉面!唐山的父母官和鄉親們心心盡力地疼愛這個偏心兒子，組織了專門的“治療小組”，並且把牛奶、瘦肉、海蔘、對蝦、花生仁、核桃仁、蜂王漿……恨不能一口都給他灌下去，巴望着他的病快好，巴望着他胖起來。
故鄉的温情使張廣厚熱淚盈眶。他感到身上有力氣了，肝不太疼了，他認為自己的病已經好了，急於要工作。他不能白白地吃家鄉的偏食，不能愧對父老鄉親啊!可是，回到北京一檢查，各項指標都高得驚人，他的肝病沒有好，反而加重了，突擊性的“大補”給他那虛弱的肝臟增加了負擔。難以承受了!“營養價值再高的食品也已無法彌補他二十幾年來身體的虧損了。”與他並肩戰鬥、一起成名的楊樂不能不發出這樣的哀歎。
張廣厚在病魔纏身的最後歲月，才猛然醒悟：“現在大家都在競爭，誰的身體好，誰就能勝利!”也只有到這時候，才更加意識到時間的可貴!躺在病牀上，他沒有真正休息一天，而是拼上最後的力氣，爭分奪秒地整理和完成應科學出版社之約、展示他的科研成果的書稿。是的，他的時間太少了。成名之後，他光榮地被選為共青團中央委員、新長征突擊手，並且擔任了北京市科協副主任、中國科學院京區直屬黨委委員、數學所黨委副書記、全國科協書記處書記和黨組成員……很少有人能贏得他這麼多光榮，但這些光榮卻是以犧牲科學家的時間——生命為代價的，成為“名人之累”!各種各樣的會議，沒完沒了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事務諸如分房子、查衞生、提職調資……和他的函數理論有什麼關係?下了班還有人追到家裏來，他還必須耐心地傾聽這一切，處理這一切。客人走後，時間才屬於他，卻已是半夜了。還有那些數不清的“報告”，從大、中、國小到團體機關，都想請這位名人講一講，不是講他的函數理論，而是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他又是那麼認真，每篇講稿，他都得像作文章一樣去想、去寫、去反覆修改，對一個數學家來説，這比寫學術論文還麻煩，太難為他了。這個“拋棄一切，只要數學”的人，這個在青年時代連談戀愛都嫌耽誤時間、囑咐未婚妻“少來信”的人終於病倒了。推開了這一切，時間才屬於自己。他寫着書，還在想着以後要寫的論文，説起碼還要寫出十篇中等水平以上的文章；他還在想着培養博士研究生的計劃，要把已經開創的這項事業繼續下去……
但是，他突然去了!拋下這一切永遠地去了!
花叢中躺着他那高大卻又虛弱的身軀，他的枕邊擺着平生僅有的一部著作：《整函數和亞純函數理論——虧值、漸近值和奇異方向》，二十五萬字，出版於他去世前一個月。短短的一生，他只留下這一本書，本來，他還可以再寫好多本!
面對他的遺體，任憑人們痛哭也罷，飲粒也罷，哀歎也罷，感慨也罷，對於他都已經毫無意義了。告別儀式的規模、治喪委員會的規格……這些都是給活人看的，他並不需要這樣的“哀榮”，他只需要繼續活下去，安安靜靜地、專心致志地、身體健康精力充沛地、無後顧之憂地從事他視如生命的數學研究，卻永遠也不可能了!活着的、為他送葬的人們哪，如果你們手中確有權力做到這些而並沒有做到，那麼，面對他的遺體不感到愧疚麼?
張廣厚英年早逝的消息震動了海內外。一九八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正在美國進行國際學術交流的我國著名數學家鍾家慶在《華僑日報》上看到了這一噩耗，感到“不啻是轟雷式的震擊”!
鍾家慶和張廣厚是北大同學，又同是數學研究所的研究員，三十多年來，同窗摯友，情義篤深。鍾家慶也非等閒之輩，他曾是著名數學家華羅庚的研究生，專攻多複變函數論，在華羅庚、陸啟鏗兩位教授的指導下，研究工作中既富有創見又有精湛的技巧，顯示了高度的才華。他在科技大和清華度過“十年”劫難之後，於一九七八年重返數學所，明知多複變函數的現代研究需要分析、幾何、代數的很多知識和工具，國際上發展十分迅速，而自己又喪失了多年寶貴的光陰，仍決心追趕數學主流，致力於研究復幾何的一些基本問題。經過多年辛苦，終於在複變函數論和微分幾何方面取得了傑出成就，受到國內外同行的高度讚揚。其中代表性的工作是關於“緊緻黎曼流形上拉普拉斯算子的第一特徵值”，獲得了最佳估計。他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莫敦明教授合作，證明了全純雙截曲率非負的緊凱勒——愛因斯坦流形必為厄爾密對稱空間。他三次赴美，先後在史坦福大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從事研究工作，進行首次學術合作與交流，得到同行的高度評價，在新設立的“陳省身數學獎”的首次評選中，以高分獲獎，為祖國贏得了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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