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詩—《山水詩的起源概述》

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所謂“知者”，就是智慧之人;“仁者”則是仁義之人。為什麼説“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朱熹的解釋是：“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論語章句集註》)原來，知者、仁者的品德情操與山水的自然特徵和規律性具有某種類似性，因而產生樂水樂山之情。“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獨坐敬亭山》)這是李白遊山的觀感，也是他和山契合交融達到了化境，高蹈出塵，藉以保持自身人格的獨立完善的體現。他在被召入京期間，賓朋雲集，紅極一時;而當受排擠離京以後，則倍受冷落，於世態的炎涼深有體味，因此也更加認識到山水的可親可敬。

古文學的任何一個分支的發展都可以在先秦找到淵源，先秦時代的詩歌(如《詩經》和《楚辭》)中，有些描寫山水風景的詩句，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歸，雨雪霏霏”可以説是思鄉的源泉，也可以説是山水的起源，但處於內容的從屬地位，並未當作獨立的審美對象來歌詠。直到漢末建安時期，才出現了中國詩歌史上最早的一首完整的山水詩，這就是曹操所寫的四言詩《觀滄海》：“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但這類詩當時不多見。到了陶淵明進一步發揚光大，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醇”的語言，清新自然的風格，悠然見南山的情調顯示了魏晉風流的獨特。

中國古典山水詩究竟源於何時?近人范文瀾説：“寫作山水詩起自東晉初庾闡諸人”(範校本《文心雕龍·明詩》注)。這話不無根據，寫作山水詩形成一種潮流，一種時尚，的確是在東晉時期，《蘭亭集》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

東晉穆帝司馬聃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大書法家王羲之和當時的名士孫統、孫綽、謝安、支遁等共41人，以“修禊”為由，聚集會稽(今浙江紹興市)蘭亭，遊宴於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和清流激湍之間，當場寫作了不少模山範水、暢敍幽情的詩篇，後編纂成集，由王羲之作序，為之張揚，以致影響深遠。其時，由於玄學之風的影響，東晉散文除陶淵明外，別無名家。但詩集、序文相得益彰，王羲之的《蘭亭序》，又可説是一篇佳作。

晉宋時代，江南的農業有較大的發展，士族地主的物質生活條件比過去更加優裕了，園林別墅更多地建築起來了，士族文人們在優裕的物質條件下和佳麗的江南山水環境中過着清談玄理和登臨山水的悠閒生活。在他們的清談中，常常出現一些發揮老莊自然哲學來讚美江南山水的名言雋語。由於這種風氣的影響，當時流行的玄言詩裏也開始出現一些山水詩句，作為玄學名理的印證或點綴。東晉著名的玄言詩人孫綽諷刺人的時候説：“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世説新語·賞譽篇》)可見玄言詩和山水詩本來就有共同的階級生活基礎和共同的思想基礎，玄言詩中本來就包孕着山水詩的成分。

當然，“平典似道德論”的玄言詩，即使點綴上幾句呆板的山水詩句，也無法改變那種枯燥無味、令人生厭的面目。直到東晉後期，出現了謝混《遊西池》等少數集中力量刻畫山水景物的詩篇，才開始給玄言氣氛籠罩着的士族詩壇帶來了一點新鮮的空氣。到劉宋初期，謝混的侄子謝靈運繼續從這個方向去開拓詩境，大量創作山水詩，在藝術上又有新的創造，終於確立了山水詩在士族詩壇上的優勢地位。於是，山水詩就由附庸蔚為大國，而玄言詩則由大國降為附庸。雖然這基本上只是題材和藝術上的革新，但在詩歌發展史上究竟前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