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曆史故事會

歷史教學結合歷史故事可以有效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並且可以增加課堂色彩,讓原本枯燥的學習內容變得有趣,下面這些是小編為大家推薦的幾篇三國歷史故事會。

三國曆史故事會1：仲永巧遇呂蒙

在時空隧道里，由於一個小男孩的頑皮，打亂了朝代的順序以及人物的生亡，歷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鉅變。人可以瞬間跨越幾千年，在這裏死亡，又會在另一個時期中生還，誰是誰非早已變得撲朔迷離——題記這一天，宋朝的方仲永，三國的呂蒙相遇在唐朝。仲永，本應三十而立，誰知他依舊是五歲時的才學，無一技之長。只好在家幫助父親耕田耙地，靠那點微薄的收入過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雖然他有時也很鬱悶，怨父親斷送了他的好前程，但是，當他一看到父親那副勞的模樣後，又理解了父親。看着家裏那忙不完的農活，他最盼的是能到集上去放鬆下一下。早晨，父親要仲永到集上去買點種子。

他聽了很是高興，這正是自己奪心中嘀咕的願望，好長時間沒有趕集了，何不趁這個機會多轉一轉呢?幹完活後，他興致盎然地向繁華的街道走去……呂蒙，已屆不惑之年，早就從一介武夫，變為現今才高八斗的夫子，他對自己一段學成經歷，常常感慨萬端，逢人便講。

也許是讀書對他的影響太大了，待脱去戰袍後，他又走進了書院，而且身兼院長。講學時，呂蒙以身作則，為朝廷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棟樑之才。今天，他也趁休息之時，來集上轉一轉，看有沒有天性聰慧，卻因家貧不能讀書的人，如果有，招他到學院讀書。呂蒙手握一把大摺扇，邊走邊搖，細心審視往來的行人，突然，前面走來的一個人吸引了他的眼球。別看這人衣着簡樸，面容清瘦，然而，一種內在的讀書人的氣質洋溢在眉宇間。

他不得不停下了腳步打聽：“你是——”來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方仲永。見有人問他，便説：“鄙人姓方，名仲永。”呂蒙一聽，吃了一驚：“什麼?方仲永?你就是金溪的方仲永?”“正是。請問您是誰?怎麼知道我的姓名的?”“哈哈!也許你聽説過，老夫就是三國大將呂蒙。”“參拜呂將軍”，聽説是大將呂蒙後，仲永一膝跪了下去。“快起，快起!”呂蒙連忙扶起仲永，“唉，真是作孽喲!一個天才就這樣泯滅了。”呂蒙無不歎息地説。 “怪只怪父親，當初他帶着我走遍了全鄉，用我的詩文賣錢，不讓我求學，真是痛煞我也。”仲永也悲哀起來。“那你現在意願加入我的書院就讀嗎?”呂蒙問道。

“現在還來得及嗎?”仲永似乎存有顧慮。“來得及，來得及，我就是在三十多歲的時候學的，當初，我以為只要能在戰場上殺敵就夠了，可是後來主公給我加了官，對我説‘不學習，怎麼帶令屬下呢?’我就聽了主公的話，潛心研讀。後來，果然大有長進。後來魯肅見我後，大驚，我説：‘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啊!’”聽到這裏，仲永似乎心動了，但又猶豫不決：“還不知我的父親同不同意呢!”呂蒙聽了，大聲道：“你就別説你的父親了，他就是害你的罪魁禍首。這樣吧，你先跟我去，然後我再去對他説，我還要好好地教訓他呢!”説完，帶着仲永走了。

三國曆史故事會2:“空城計”其實並不空

空城計就是一種心理戰術。在己方無力守城的情況下，故意向敵人暴露我城內空虛，就是所謂“虛者虛之”。敵方產生懷疑，更會猶豫不前，就是所謂“疑中生疑”。敵人怕城內有埋伏，怕陷進埋伏圈內。但這是懸而又懸的“險策”。使用此計的關鍵，是要清楚地瞭解並掌握敵方將帥的心理狀況和性格特徵。

後世認為，諸葛亮使用空城計解圍，就是他充分地瞭解司馬懿謹慎多疑的性格特點才敢出此險策。

那麼疑問出來了，諸葛亮如此謹慎之人，連魏延要率5千人馬出子午谷的險也不冒，怎麼會冒指揮機關被端掉，自己被俘的危險呢?單純視為諸葛亮與司馬懿之間的博弈，未免太小看空城計的合理性。

實際上空城計並不空，並不是完全靠虛來退敵的。

諸葛亮在得知街亭及列柳城盡失時，正着手安排北伐軍撤兵事宜：所以一開始就安排關興及張苞各引精兵三千人往武功山，又令張翼先遣劍閣以備妥歸路，再命馬岱及姜維殿後準備埋伏，最後移民，天水、南安及安定等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而諸葛亮親率五千兵馬運糧，這些分撥安排，正是打算撒兵的序列開始。

並不是諸葛亮打算只用一座空城嚇司馬懿，或者毫無準備之下被迫迎戰，事實上諸葛亮在事前的分撥安排，卻鮮少人知。事前已有埋伏，才敢佈局示疑，這與事前沒有準備，賭運氣冒險一博的情形迥然不同。有人認為司馬懿“養敵自保”，或是諸葛亮“走險棋”，不如仔細落實事件的“前因後果”，還比較具體根據而不淪於幻想迷惑。

從火燒新野及博望用水開始，屢被嚇得慘敗的魏軍官兵，在其心目中，諸葛亮是個善用誘兵的奇兵專家。而且魏軍亦向來善用誘兵，從早年的濮陽之役誘取呂布，以及官渡之戰誘斬文丑等，魏軍早知貪餌受誘的下場──壯烈犧牲地重創負傷。

諸葛亮高舉北伐大旗，集結大軍來襲，不管是移動三郡居民或是節度蜀兵諸將的行動，都不會是小活動而不為人所知，縱使司馬懿不知蜀兵虛實，也能知悉蜀兵曾有大規模的移動。

但是司馬懿等魏軍在西城跟前所看到的蜀軍，卻無任何大規規重兵，這些蜀軍怎會消失不見呢?移防的蜀軍人在何方呢?會不會是埋伏準備襲擊呢?是不是諸葛亮打算用少人的誘兵引導魏軍入城受死，以諸葛亮為蜀軍的最高領導，誰敢掉以輕心看扁?

司馬懿再冒失也要盤算諸葛亮的麾下大將，像關興、張苞、馬岱、王平及魏延等蜀兵諸將，是不是全都聚集在西城等死，還是隱匿在旁，虎視眈眈伺機而動?或是研判蜀兵諸將悉數逃亡，僅剩諸葛亮一人落單，眼中沒有蜀兵諸將存在，除非司馬懿得意豪賭，自認逮到沒有護衞兵團的集團主帥，這若不是運氣太好，就是諸葛亮設下陷阱，以誘兵請君入甕。

司馬懿原本不信哨兵報情，親自探敵求證後，於是採取謹慎的措施。先行後退，再緩徐圖：若有埋伏，則順勢引退;若無埋伏，則再興戰事。從司馬懿不久又重回西城，盤問當地居民有關蜀軍虛實，便可得知司馬懿的確有捲土重來的軍事行動，並非像有人所説的“魏兵一路嚇回長安”。先退一步，保持安全距離，再另謀主意，而非驚嚇大逃。

後來就在武功山的小路，關興及張苞殺聲盈谷，更兼魏軍心疑，豈敢久停。曹真本想貪功追殺，不意卻半途中伏，被諸葛亮事前所分撥安排的姜維及馬岱攔截，不得不引兵鼠竄而還。司馬懿若不早退，差點就落得曹真的下場。隨着司馬懿撤兵暫退，諸葛亮趁機撤回漢中。事先有“分撥安排”，事後有“埋伏交戰”，遂使諸葛亮以風聲鶴唳的靜肅，巧設空城疑計而圈套司馬懿。

演義中魏軍有十五萬，諸葛亮自身有兵二千五百名，另二千五百名蜀兵暫出，而關興及張苞各領三千，這裏已有一萬一千名，還有張翼、姜維及馬岱各軍未計，若再把街亭戰場的王平、魏延、高翔、申耽及申儀等殘軍計入，還有趙雲及鄧芝的箕谷疑軍合併計算，恐怕兵不見得少。

《漢晉春秋》中諸葛亮説：“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也就是蜀兵人數不少。若是司馬懿大軍以眾凌寡，又何需在意區區萬名蜀兵呢?事實上諸葛亮也不是僅帶萬人就敢北伐，連南征南蠻都不只動用萬人，北伐又怎只用萬人。司馬懿的對象不僅是諸葛亮的直屬本隊，更應考慮全體北伐大軍。人數再多並非不怕陷阱，戰國時長平之役，趙卒雖以四十餘萬人之眾，仍落入秦軍包圍而捱餓，最後還被迫投降坑殺。漢中一帶的山嶽地形，滿布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及天隙等險要，以石穴叢林等障礙，最怕身陷死地而無逃生餘地。山林還不利於魏軍騎兵的奔馳，山谷中的關隘其中還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險要，兵卒雖多，忽略地形的限制，豈不大意。

諸葛亮已有大軍，兼有地利，司馬懿雖有二十萬，但仍未必佔盡上風。司馬懿屈指可算出北伐諸將的所在，面對只剩諸葛亮一人的軍隊，除非司馬懿目中無人，看不見魏延、高翔、趙雲及王平等蜀將。否則司馬懿則應推敲這些蜀兵諸將是否正埋伏有以待之，諸葛亮在後來善用誘兵斬殺張郃及王雙等人，更證明魏兵冒進的下場，自食輕敵的惡果，恐將遭身死敗亡之途。

三國曆史故事會3:空有補天志 一切付東流

從諸葛亮公元220xx年走出南陽，到公元220xx年曹操死，他和這位梟雄較量的軍事行動不多，除荊州江陵的大撤退，和緊接着的赤壁之戰外，便是漢中的交手了。關羽樊城大捷而後敗亡的戰役，他在蜀中，鞭長莫及，實際並未參與。而赤壁之戰，那功勞是要記在周瑜賬上的。所以，諸葛亮和曹操打的仗，遠不如和司馬懿打得多。從公元220xx年諸葛亮出師漢中，司馬懿發兵攻孟達起，兩人便旗鼓相當地角力，到公元234年第五次伐魏，這七年間，蜀未能拓展一寸土地，最後，不戰而敗，死在五丈原。這就是杜甫寫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了。

孔明先生所以六出祁山，勞而無功，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司馬懿這個強有力的對手。如果不是這個對手，他不是不能打開一點局面的。但司馬懿不但有謀有略，而且在政治鬥爭中，是個精通權術的大家。否則，司馬氏不可能在曹魏三代君王的統治下，在那些重臣雄將的虎視眈眈下，最後結束三國，實現一統的局面。

曹操是並不信任司馬懿的，甚至預言過他是一個對曹魏有威脅的人物。但司馬懿察時知世，審勢慎行，進退有度，應對機變，獲得曹丕的信任，也改變了曹操對他的看法。

所以，曹操臨終時，他和曹洪、陳羣、賈詡在場受命，當時他排位最末。等到曹丕臨終時，他和曹真、陳羣、曹休在場，這時位排第三。曹睿臨終時，他和曹爽、劉放、孫資在場，他已位排首位。在中國這種最具危險性的繼承接班的政治遊戲中，他能歷仕三朝，而且身居高位，始終處於權力的頂巔，能在政治風波中化險為夷，應該説，他是三國末期最出色的政治家。

特別是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見解，在軍事上的指揮若定，在皇室國戚、元勛大老間的周旋應付，在權術鬥爭中的高超表演，以及他始終掌握兵權，踞守重鎮，而且有誅孟達，殺公孫淵，與諸葛亮交手的卓著戰功。加上他對於敵手的斬草除根式的狠毒，所以，他雖身受曹魏三朝顧命，但也在他手裏，實際篡奪了曹魏政權。

不過，在他一生中最難對付的，恐怕就是諸葛亮了。

公元234年，是司馬懿最後一次和諸葛亮交手，他不再訴諸武力了，他知道諸葛亮活不多久了，所以寧受孔明巾幗婦人素衣之辱，佯笑受之，也不應戰，可知斯人之城府。他假裝要打，又弄出一個辛毗奉帝命，不讓他打。“亮曰：‘彼本無戰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諸葛亮知道這是假幌子，都是司馬懿的權術。

“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作為敵手，軍事上的較量，或許不是非常可怕的，因為作戰的結果，無非勝負之別。而他如此關切諸葛亮的個人狀況，隻字不談戰事，第一問他的寢食，第二問他的公務繁簡，看似無關緊要的問題，則是尤其令人生畏的。

孔明所以歎曰：“彼深知我也!”這個“知”，既有棋逢對手的“知己”、“知心”的“知”，也有對其生死大限，一目瞭然的“知”在內。司馬懿不憚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他最盼望的對方主帥身亡的結局。諸葛亮一死，則兵敗，而兵敗，則蜀亡。雖然，誰也逃脱不了死神的魔掌，但諸葛亮卻在加速自己的這個死亡進程，這正是司馬懿求之不得的。

司馬懿説過：“亮志大則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變)，雖提兵百萬，已墮我畫中，破之必矣!”他在軍事上並不忌畏至此已呈衰勢的諸葛亮，加之對手可以不戰而亡，當然要躊躇滿志地説這番話了。

當使者回蜀營後，向諸葛亮彙報此行情況時，提到司馬懿講過的話，“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他不能不感慨系之了。因為在一雙盼着你死，可你又沒法不死的眼睛下，在倒數計時度過生命的最後日子，那種內心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諸葛亮也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卻偏要這樣勞累下去的根本原因，就是他説出來的“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的這句話。正是這種對人的極端不信任，才導致他操勞過度，心力交瘁，再也回不去成都了。

主簿楊顒以治家之道來勸誡諸葛亮的話，應該是所有那些事無鉅細，全部包攬的領導者，要當作座右銘的。

有的人一輩子沒當過官，好容易撈到一頂烏紗帽，便什麼都不肯撒手，這就是俗話説的不會當官的官了，只宜當總務科長。諸葛亮難道真如他的敵人罵他的那樣，南陽一鄙野村夫嗎?怎麼會毫無識見到如此地步?罰二十必親自在場，也太過分了。而他又是個懲罰主義者，豈不是一天到晚光監刑都來不及嗎?

所以，現實中那些事必躬親的領導者，只能算是一個盡職的事務主義者，未必是一個成功的領導者。

對於諸葛亮的過高評價，有識之士的看法，從來是和《三國演義》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見的。若從實踐來看，從他的決策，到他的治績，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對於魏延的嫉妒情結，都不是無可非議的。這位在人格上令人仰慕的軍師，對於他治理的蜀國，無論他怎樣鞠躬盡瘁，他的死，也就註定蜀國只有土崩瓦解一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