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明朝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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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明朝歷史篇一：明朝與葡萄牙屯門海戰

16世紀初大航海時代剛剛拉開帷幕，但歐洲海上列強着堅船利炮已打到中國門口了。此刻正是有名的荒唐君主明武宗四處遊玩的時代，明朝還是處在生命的中期，但已開始顯露出暮態。(圖為檄海道副使汪鋐)

明朝第一次接觸西方船隻，是在正德九年(1504)最先抵達廣東屯門島的葡萄牙人的商船。當時的歐洲商船都備有大炮，亦商亦軍。葡人到中國南方沿海後，一方面力圖佔據廣東沿海屯門一帶為據點，做為推行商業貿易和殖民活動的根據地;另一方面，又派使節入北京，要示與明朝建立關係，從政治、經濟上打開中國的大門。

正德十二年，葡駐滿刺加總督派安特拉德與特使託梅·皮雷斯等人率船隊駛抵廣州，“放銃聲如雷”，震驚全廣州。因當時外國朝貢入明港口均無鳴炮行為，且葡萄牙又不屬明朝規定的朝貢國家，地方官員拒絕葡人登岸。

葡人最終靠中國番譯火者亞三交結上了正德皇帝，得以滯留廣東沿海，實際上一開始葡人船隊用蕃貨賄賂了當地官員，又和當地富商貿易，雙方的關係還算可以;1520xx年載皮雷斯來華的船隊司令啡瑙·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安德拉德(Simon Perez de Andrade)接替了司令職位，西芒與中國官員來往時，粗暴無禮，缺乏策略，不像他兄長那樣謙恭有禮;他的妄為由於他在中國沿海的違法搶劫和海盜行為而登峯造極。

西芒的斑斑劣跡不但惡化了葡萄牙與廣東官員的關係，更加速了葡萄牙使團使命的失敗。葡人由此顯示出海盜與殖民者的本色，蓋房建柵，配以火藥槍炮，儼然成一堡壘，又掠奪往來商船，甚至掠奪當地兒童販賣到海外為奴。如《名山藏》記載葡人“盤留不去，劫奪行旅，掠食小兒，廣人苦之”。嘉靖初年的給事中王希文在上疏中也稱：“正德間，佛郎機匿名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掠男婦，設棚自固，火銃橫行，犬羊之勢莫當，虎狼之心叵測”。“烹食嬰兒”之説純屬荒誕不經謠言，“擄掠男婦”則確實有之。

因此明朝官員都要求驅逐葡人，但因為火者亞三有正德皇帝寵幸，葡萄牙使者有了明武宗為後台，所以正德年間葡人仍在屯門立足腳跟。但武宗死後，火者亞三被處死，比萊斯也被押到廣州關押。隨即明軍準備進攻屯門驅逐葡人。

關於屯門之戰，很多史料都提到明軍從出兵到勝利花了近一年時間，比如《東莞縣誌》：“是役也，於正德辛已(1520xx年)出師，嘉靖壬午(1520xx年)凱還”。此戰明軍指揮者為廣東提刑按察司、海道副使汪鋐，他能調動的兵力為廣東沿海衞所的部隊，總計有數萬人。

而葡萄牙人的兵力，《澳門史》和葡人回憶錄等資料曾記載：“但是一五一八年，他的兄弟西門·特·安剌德(Simon de 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隻到達聖約翰島”，而在這之前，西芒的哥哥在“1520xx年9月末，費爾南多·伯列士·德·安德拉吉再率全隊啟航，滿載榮譽和財貨進入馬⑥甲港”，所以我們知道了葡萄牙人在屯門的兵力最多不過700-800人。

中西第一次武裝衝突的過程有多種説法，綜合《廣東通志》、《東莞縣誌》、《明史》以及外國史料的論述，可以看到這場理應明朝大軍輕而易舉勝利的戰役並不順利。

《廣東通志》記載：“檄海道副使汪鋐帥兵往逐，其舶人輒鼓眾逆戰，數發銃擊敗官軍。尋有獻計者，請乘其驕，募善水人潛鑿其底，遂沉溺，有奮出者悉擒斬之，餘皆遁去，遺其銃械”。該文指明瞭在交戰初期汪鋐遇到了敗仗，還提出衝突後期派人潛水鑿沉敵船，然後力戰退敵。更重要的是記載了官軍獲得佛郎機銃的方式——即由敵方遺棄的。《東西洋考》因而將衝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官軍力戰不能退敵，第二階段派人潛水鑿沉敵船，打敗了佛郎機。瑞典人龍思泰《早期澳門史》中説：“一隊中國士兵圍攻這座堡壘。如果不是一次對他極為有利的風暴非常及時地颳起，西芒將會死於飢餓。他利用這個時機，帶着三艘船逃跑了(1520xx年)”。

概括中外多種説法，我們知道汪鋐率領明軍擊潰葡萄牙人，是經過多個回合反覆戰鬥得來的。一開始汪鋐並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葡萄牙人憑藉手中武器據險而戰，使明軍在交戰初期戰敗。之後汪鋐在劣勢裝備條件下，依靠兵力雄厚和本土作戰優勢改速決戰為持久戰，長期圍困將近一年以待敵疲。之後，明軍利用颱風或暴風雨的惡劣天氣，在火銃威力不易發揮之際，全線出擊打敗了對手。

毫無疑問這是一次代價大而收穫少的勝利，西門的四隻船有三隻逃出了包圍。明軍應該僅僅是佔領了空蕩蕩的屯門島而已。當時的人已經認為：“不數年間，遂啟佛朗機之釁。副使汪鋐盡力剿捕，僅能勝之”。屯門之戰使明朝認識到蜈蚣船和佛郎機銃的威力，在引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時也為後來的西草灣之戰取得勝利積累了戰爭經驗。

真實的明朝歷史篇二：明朝的少林寺和尚是怎樣抗擊倭寇的

古代嵩山、五台山和伏牛山的寺院均有武僧，他們還被正式列入國家“鄉兵”行列，俗稱“僧兵”。訓練有素、武藝高強的少林僧兵，凡是國家需要的平定叛亂、征討土匪、戍邊守疆等大事，少林武僧都招之即來、來即能戰。且少林僧兵不需國家撥款供養，卻個個驍勇善戰、衝鋒陷陣，不愧為矢志報國的硬漢。他們的武器裝備並不先進，無非是棍棒乃至徒手出擊的少林拳。但即便如此，也總是凱旋而歸。

有資料顯示，明朝嘉靖、隆慶年間，日本海盜(倭寇)在我東南沿海頻頻騷擾滋事，強烈動搖了明王朝在東南地區的統治和國土安寧。但當時海防鬆弛，沿海戰船、哨船僅“十存一二”，兵力也不多，加之朝政腐敗、軍紀鬆懈，部隊戰鬥力極弱。而倭寇憑藉其製作精良的日本刀及詭祕刀法，令明朝守軍節節敗退，使沿海百姓慘遭欺凌。

面對情此景，國家危難之際，少林武僧報國之心使得他們當仁不讓，衝鋒爭先，殺敵恐後。到底他們參加過多少次抗倭戰鬥，沒有完整統計，缺乏準確記載。以我們能夠讀到的史料看，至少這樣幾次是確實發生過的。

寧波都督萬表在《海寇議》中雲：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進犯杭州。少林武僧教練月空法師親率30餘少林僧兵大破倭寇。後因誤入敵軍埋伏，全體陣亡。少林方丈聞訊後又攜百名僧兵，口宣佛號棒殺倭寇上千人。是年六月上旬的一戰，少林武僧以區區數十人一舉痛殲倭賊百餘人，在翁家港、白沙灘戰役中，少林僧兵更將入侵的250多名倭賊斬盡殺絕一個不留……頻傳的捷報大長了國人威風，山東等地也派人來請少林僧兵，有一首詩詠：“山東應募少林僧，葉榭江灣敵隊乘。七尺棍長卅斤重，戰場陷陣勇先登。”少林僧兵的神勇與忠貞由此可見一斑。

1853年，一股只有數十人的倭寇小分隊，在浙江登陸後竟長驅直入直達安徽歙縣和蕪湖，逼近南京城，一路上這夥強盜極盡搶劫殺戮之能事。南京為明朝“陪都”，駐軍十餘萬，竟讓一小股外國海盜過關奪隘如入無人之境，堪稱天下奇辱。朝廷只得下旨徵調各地鄉兵，少林僧兵當然名列榜首。少林武僧國家有難匹夫有責之心，不遠千里日夜兼程，一馬當先地衝殺在平倭抗侮的最前線。這些少林勇士此番用的“殺手鐗”乃是長達七尺、重30斤的特製鐵棍，舞動時卻“迅捷如竹杖”，他們還以靛青塗面、紅布矇頭，儼然天兵下凡、神兵降臨，神奇的少林拳和少林棍棒橫掃敵陣，終使倭寇威風掃地落荒而逃。

就這樣，少林武一次又一次地捍我主權、揚我國威，不僅震驚朝野，更為百姓稱讚。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學家顧炎武先生在《日知錄·少林僧兵》中竭力謳歌少林僧兵保家衞國的傳奇，他還披露了這樣一個史實：在保衞松江戰役中，徹堂、一峯、真元、了心四位少林武僧壯烈犧牲，松江知府方康為悼念四位僧人的忠勇，在上海近郊畲山建起“四義僧塔”，供人憑弔緬懷。

真實的明朝歷史篇三：明末政府迫使大英帝國賠款道歉始末

17世紀初，葡萄牙人在遠東的商業霸權已經衰落。他們的商船在遠東屢次遭到荷蘭艦隊的的劫掠，也想聯合英國人的力量以牽制荷蘭人。英國人決定另闢蹊徑，打開局面，企圖藉助於長期壟斷對華貿易的葡萄牙人打入中國市場。163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同果阿的葡萄牙總督達成協議，同意英商自由出入澳門從事貿易。同年12月12日，英王查理一世頒佈訓令，任命威德爾上尉為指揮官，率領6艘船艦前來中國。

威德爾船隊於1636年4月14日從倫敦啟航。6月27日，船隊到達澳門以南的十字門外停泊。英國商船的到來使葡萄牙人感到為難，他們在中國官員面前極力詆譭英國人，説他們就是荷蘭人，企圖前來搗亂，應予驅逐。葡人又從澳門派出巡邏艇在英船附近巡弋，阻止英國人進行貿易活動。

威德爾見到澳門貿易已無希望，便於7月底啟碇前往廣州。8月8日，英船到達虎門亞娘鞋(anunghai)停泊，虎門炮台守軍鳴炮示警。威德爾蓄意挑起事端，下令扯下聖佐治貿易旗，升起英國國王的軍旗，擺出一副準備戰鬥的架勢，隨即指揮船隊炮轟虎門炮台。攻上炮台後，英軍扯下中國軍旗，掛上英王旗幟，並拆下35門大炮，作為戰利品搬到船上。英船繼續深入廣州內河，這種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激起廣州當局的憤怒。9月10日，廣東海防當局派出3艘戰船衝向英國船隊，發射火炮和火箭，迫使英船倉皇溜走。但威德爾對侵犯內河不僅毫無自責之意，反而更加變本加厲地濫施暴虐。

19日，在虎門地區縱火燒燬了三艘中國帆船，焚燬一個市鎮，搶奪30頭豬。21日，又攻佔並炸燬虎門亞娘鞋炮台，焚燬了大帆船一艘。當他在虎門犯下了如此罪行之後，也覺得不好同中國打交道，便將船隊駛行澳門，請求葡人出面調解。

11月22日，英商在廣州答應中國的要求，賠償白銀2800兩。30日，威德爾向中國官員提交了一份保證書，對虎門事件表示歉意，並保證完成貿易後即行離去。據此，廣州官員決定對其不予追究，令其貿易後儘快離境。12月29日，威德爾船隊離開澳門，啟程回國。中英之間充滿火藥味的第一次交往就此結束。